从《蜗居》到《心居》：中国当代都市剧里的“房子叙事”

曾于里

近段时间，滕华涛执导，海清、童瑶领衔主演，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的《心居》热播，引起不小的关注。购房是这部剧的主题之一。有意思的是，2009年热播的《蜗居》，也是由滕华涛执导、海清主演。从《蜗居》到《心居》，海清饰演的女主角都在为买房忙碌。

《心居》中海清饰演冯晓琴

1990年代我国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并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住房真正市场化、商品化了。自此以后，“商品房”“购房”广泛进入中国当代都市剧。虽然在此之前，一些都市剧也涉及住房问题，譬如2000年播出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一家亦面临住房难题，但当时房价市场化才刚开启，老百姓对住房难更多是一种苦中作乐态度，缺乏购房的意识和自觉。真正将房子作为一个问题和主题进行呈现并引发全国性讨论的，始于2009年的《蜗居》。

作为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文化产品，电视剧从来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娱乐消费。诚如戴锦华所说：“中国电视剧很有意思，一方面它是最新兴的工业，一方面它又复活了古老的说书人角色。电视剧作为一个有效而迷人的说书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作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常识系统最新、最直接的建构者。”对于电视剧除了剧评的视角外，戴锦华认为还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切入方式”，电视剧也是一个文化文本。

从《蜗居》到《心居》，其间不少都市剧均涉及房子问题。创作者们在面对尖锐的房子问题时，建构的又是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

房子成为“问题”：被附着太多意义

房子是用来住的。但国人又都清楚地知道，房子远不仅仅局限于居住价值。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入，房价具备强烈的投资属性，它已经成为类金融产品的存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稳步上涨的姿态。《蜗居》播出的2009年，上海商品房平均售价接近1.3万元/平方米，月平均工资在5000元左右。当时在郭海萍眼里是天价，如今看来又成白菜价了，房价攀升的速度远远高于平均工资上涨的速度。

《蜗居》中海清饰演的郭海萍

《心居》以展翔和施源为对照，论证着上车的早晚直接决定了命运的高低。展翔的父辈是郊区农民，1997年上海房价还是3000元的时候，展翔就咬咬牙买了房子，之后一路置换，买进卖出，一套的差价便抵得上十年工资。现在手握众多房产，各个档次都有，房产证就跟扑克牌似的。他成了上海的巨富阶层，靠着租金就滋润得不得了。

《心居》中靠炒房发达的展翔

与之相对的，施源的家族曾是上海的名门望族。父母是知青，退休后才回到上海，错过了几次上车的机会，施源为了凑首付把钱投股市里，血本无归。文化水平不高的展翔成了上流人，昔日上流人施源这回成了上海的底层，真正的“笃底”。

房子不仅仅是资产，对于大城市里的漂一族来说，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套房子才意味着拿到大城市的“通行证”。房子既是现实需要，更是心理需要。套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房子关系着生理需求、也关系着安全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

电视剧里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立志要在大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北京爱情故事》里，从云南考到北京、毕业在北京工作的石小猛，就是典型代表。没有北京户口的他在求职中遭遇歧视、因为租房被房东嘲笑、出租车司机也要把他贬损一通……就像他说的，他在北京七年以为自己是个北京人了，“没钱没房子在这个城市里边，你永远是外地人。你穿得跟墙壁一个色，你站在街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永远有人找你查暂住证，稳定这两个字永远不属于你”。但故乡他也不想回去，“回去就是认输了，不能认输了”。所以他东拼西凑首付，买了五环外一套38㎡的公寓。

《北京爱情故事》中，石小猛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下，大城市在马太效应下集聚了各种各样的优势资源，文化的、教育的、医疗的，而拥有大城市的房子常常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前提。所以，《蜗居》里的郭海萍哪怕再艰难也要留在大城市江州，也把女儿带到江州，因为老家不像江州那样有“伊势丹、博物馆、明珠塔”，也缺乏“逼着你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现代气质。郭海萍说：“真的, 其实如果没有孩子, 我住哪儿都无所谓……可是我总觉得我能苦, 我不能让孩子苦。”

是的，房子还是为了孩子。对于在大城市有房有户口的人来说，房子所附着的学区才是他们的关注点。近年来以教育为背景的都市剧，大多涉及到学区房问题。譬如这三四年间播出的《小欢喜》《小舍得》《陪你一起长大》等电视剧中，中产家长们为了置换学区房劳心劳力，把一家老小搞得鸡飞狗跳。《心居》里冯晓琴一个劲撺掇丈夫借钱买房，也是考虑到儿子以后读书的学区问题。

《小欢喜》中，宋倩手握多套学区房

房子亦是不少家庭伦理剧的焦点问题——是否有足够多的房子，直接决定了小年轻婚后是否与父母或爷爷奶奶同住。假若同住，不免又牵涉到代际冲突与观念冲突，闹得鸡飞狗跳。在社会的转折期，老一辈与年轻世代的价值观常常是南辕北辙。老一辈依然是人情社会那一套，缺乏边界感，干涉子女的选择。年轻一代更多信仰契约社会的规则、权利与边界意识，二者针尖对麦芒。

在《裸婚时代》里，刘易阳无车无房, 家境良好的童佳倩因为爱情嫁给了他，婚后童佳倩只能跟刘易阳的爸爸和奶奶同住，抠搜惯了的刘家完全看不惯童佳倩的大手大脚，婆媳问题不少，也引发夫妻矛盾不断，最终细节打败了爱情。《安家》里，医学博士、医生宫蓓蓓也逃不过婆媳问题，她与公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出现分歧，心力交瘁，迫切需要跟公婆分开住……

《裸婚时代》中，婆婆要跟怀孕的儿媳一起睡

当房子关系的不仅仅是居住，还关系着财产的增值、身份的认同、下一代的教育、家庭的和睦等问题时，房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自然成了都市剧说不完的话题。

房子产生了“问题”：扭曲与异化

房子之所以成为“问题”，不全是因为它太重要，最关键的催化剂是：它难以企及。物以稀为贵，当有限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人们对它的需求时，为了房子自然就会滋生出种种矛盾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电视剧的戏剧看点。

与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差不多同期进行的，是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改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学毕业生是包分配工作的，读了大学就有了铁饭碗。那个时代奋斗的价值非常具体：考上好大学，就拥有一个稳定的好工作，也基本就拥有一个顺遂的人生。虽然那个时代并不流行中产阶层的概念，但考上了大学基本就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役。

房地产市场改革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腾飞期，房价一飞冲天，房价的攀升速度远远高于工资上涨的速度。奋斗的意义似乎被“扭曲”了：奋斗有时似乎显得“无意义”了，再努力也赶不上房价攀升的速度，奋斗似乎无法给予年轻人一个稳定的预期了，很多年轻人通往中产阶层的梦由此破碎。

《蜗居》中，郭海萍、苏淳夫妇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都市江州，可工作多年仍然买不起房子。他们上班出入豪华办公楼, 下班挤在一间租来的只有十平米的石库门房子，房子拥挤得无处下脚, 厨房和卫生间还要跟好几家人共用。为攒钱买房晚上顿顿吃白水煮挂面, 只有当周末妹妹郭海藻来时, 郭海萍才舍得改善一下伙食。可夫妻俩无论多么努力攒钱，“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郭海萍也一度纳闷：奋斗的意义在哪？

《蜗居》中，郭海萍抱怨房子涨得太离谱

2009年一本叫《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社会调查，让“蚁族”这个称呼走红。书中说，“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蚁族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则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郭海萍、石小猛刚大学毕业时，都称得上是蚁族。

如今蚁族这个概念似乎过时了，但像蚂蚁一样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安家》中，宫蓓蓓和丈夫都是博士，宫蓓蓓还是上海著名的妇产科医生，经常有讲座。可夫妻俩在上海打拼好几年，全家5口人只能住在60平米的房子，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放不下，怀孕的时候宫蓓蓓在卫生间马桶上写论文，挺孕肚当桌子用。宫蓓蓓忍不住跟丈夫吐槽道，“俩博士毕业，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七八年，连一套像样的两居室都买不起，可笑吧”。

《安家》中，宫蓓蓓蜗在厕所一角写论文

奋斗当然还是有意义的，勤勤恳恳的郭海萍、宫蓓蓓最后还是顺利买到房子。只是奋斗的过程，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这两年“内卷”这个词很流行，这是一种无意义的竞争与内耗，付出了更多可能得到更少。实际上，内卷更可怕的后果是“自我的工具化/资本化”，就像新闻中某大厂员工猝死后，大厂在知乎上回复，“你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奋斗最终导向的竟然是以自我换钱、以命换钱。

由此，房子导向另一个后果：自我的异化。传统的奋斗似乎不够了，只能把自己珍贵的东西拿去“交换”。这是当代都市剧“房子叙事”里颇为常见的叙事模式：房子和爱情，选择哪一个？

在《蜗居》中，郭海藻也曾经天真灿漫，与男朋友小贝租着房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一块钱的芦苇、两块八的生日蛋糕、一颗哈根达斯冰淇淋，就能够让她满足。可为了帮姐姐解决买房的首付款, 她开始与有妇之夫宋思明的交往，并越陷越深。当她发现用青春和肉体就能够轻易得到姐姐拼死拼活奋斗才有的房子时，她选择了捷径。她“爱上征服者”，房子终究规训了爱情。

《蜗居》中郭海藻与宋思明

在《北京爱情故事》里，杨紫曦、石小猛等人也曾面临同样的选择。杨紫曦选择了种种奢侈品和房子，放弃了深爱她的男友；石小猛固然仍深爱着女友沈冰，但在威逼利诱下，他也选择交出了爱情……

《北京爱情故事》杨紫曦一度选择房子，放弃爱情

在《心居》中，冯晓琴为了在上海留下来、为了上海户口，瞄准了窝囊的上海男人顾磊——主要看中的是他有上海户籍，家里有房。如果说剧中冯晓琴对顾磊还有爱情，那么冯晓琴的妹妹冯茜茜则成了“海藻翻版”，为了在城市里立足，她成了别人的“小三”。

自我异化的结果是，爱情、友情、亲情，人格、道德、节操，任何一切都可以拿出去交换。在《安家》里，经由中介房似锦的视角，为观众铺展出了的买房者、卖房者、租房者等的众生相。在江奶奶和宋爷爷这个单元故事里，江奶奶想将老洋房转手出卖为老伴儿宋老师治病，可老洋房的另外两个拥有者——江奶奶的两位外甥趁机对江奶奶进行“勒索”。包子铺夫妻严老夫妇，在上海开包子铺辛劳半生，将全部积蓄为儿子购置婚房，可新房压根就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人性的卑琐与自私一览无余。

房子的力量如此强大，仿佛没什么“购买”不了的，人们很难构建关于成功者的不同想象——一个没价值高昂的房子的人，算得上成功人士吗？房子的多寡、房价总额的高低，甚至成为人格的判定标准。就像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的：“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当代都市剧里不约而同的“嫌贫爱富”，有房阶层总能得到偏爱。《蜗居》里的宋思明赢得许多“同情”；《北京爱情故事》里，北京富二代土著程峰犯错无数，但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外省青年石小猛一失足就人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而从《欢乐颂》、《三十而已》到《心居》，从安迪、顾佳到顾清俞，有钱有房的她们，都是女性群像里最独立、最精英、最拎得清的，没钱没房的女性大抵野心过剩、能力不足、吃相难看……

《心居》中，上海精英女性顾清俞瞧不起外来妹冯晓琴

房子既是问题，房子也引发问题：奋斗的扭曲、人性的异化、爱情的瓦解、道德的失衡、价值判断的失序……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代都市剧里的“房子叙事”也在发出时代的“警世通言”。

房子“问题”的解决：虚妄的大团圆

作为大众化的电视剧，在政治性和市场性的双重挤压下，它在呈现问题后必然需要纾解问题。一方面必须满足相关要求，不能有过于消极、阴暗层面的展示，不能够是悲观的基调；另一方面么又要满足大众最朴素的审美需求，诸如大团圆、善恶有报等。所以中国当代都市剧的“房子叙事”，大抵能够尖锐提出问题，但一到结尾常常就孱弱无力，硬生生地来个“惩恶扬善”或“大团圆”的结局，把之前房子引发的种种问题“一笔勾销”了。

《蜗居》的结局是惩恶扬善、善恶有报。宋思明在警察的逮捕中车祸身亡，郭海藻流产了，彻底失去生育功能，远走美国。郭海萍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她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女强人。郭海萍的成功、郭海藻的一无所有形成鲜明对比，电视剧试图以此抚慰观众，重新张扬奋斗的价值。

《蜗居》大结局

但观众也很容易发现这个大团圆的破绽。比如郭海萍的房子的首付款，实际上还是郭海藻从宋思明那里拿到的；郭海萍的丈夫苏淳为了交贷款接私活，差点因出卖商业机密锒铛入狱，是宋思明帮他摆平危机，苏淳还因祸得福升了职；郭海萍帮老外补习中文的工作，是宋思明帮忙介绍的，也是这个契机她才开了中文学校……像郭海萍一样奋斗的人很多，只是并非人人都像她那样有人可以推一把。所以这个看似特别三观正确的结局，充满了虚妄色彩。

其他电视剧亦然。《北京爱情故事》以石小猛的自首而告终。石小猛的堕落的确可恨，可他绝非极恶之人。在程峰怪他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不满足引起的时，他反驳程峰：“你说得轻松，因为咱俩永远不平等，不公平。如果你投胎到我家，如果你再换成我，我换成你，生到北京了，我一生下来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愁了，咱俩你今天还能这么说话吗？”

《心居》中，冯晓琴凭借自己的辛勤和努力，把养老院搞得有声有色，她在城市立足了，拥有自己的事业，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对比现实中不少养老机构的运营困难，冯晓琴的成功还是显得“容易”了。

至于以学区房为重要关键词的电视剧，无论家长们为了买学区房如何鸡飞狗跳、为了孩子的学习与孩子的关系如何地势如水火，最终都是大团圆结局——中产的孩子不仅成长为优秀的孩子，他们购置的学区房稳赚不赔，家庭关系还一团和谐。《小欢喜》中，每个孩子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三组亲子关系和谐又融洽；《小舍得》中，南俪和田雨岚这对“塑料姐妹”不计前嫌，真成姐妹了；她们都幡然醒悟，没有逼孩子们，让他们轻松上课，而他们也非常的自觉，并真正喜欢上学习；《陪你一起长大》中，四家人都解决了各自的家庭矛盾，其乐融融……

《小欢喜》大团圆结局

这样的大团圆显得太假。中产的教育焦虑是持久的，他们既要维系现有阶层，也要下一代能够维系住现有的阶层地位，并试着实现阶层的进一步跨越，“躺平”的大团圆只是遐想。

中国当代都市剧“房子叙事”，大抵是劝告人们要踏踏实实奋斗，要坚守真善美，因为善恶终有报，坚持就会拥有胜利。这些道理都是正确的，却也是无力的。它只是给人们短暂的心理按摩，现实生活中房子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以及房子引发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

戴锦华教授曾犀利地指出：“电视剧的文本中包含了裂隙——这并不是说它的故事不够流畅或是叙述不够迷人，而是它的意识形态并不单一。用文化研究的说法，它近似一个霸权争夺战的战场，必须同时蕴含非主流、非混一的群体的声音和利益。”

换句话说，“房子叙事”里包涵的意识形态并非单一，它的声音也从来不是单一的。《蜗居》虽然有正确的结局，但它也存在“中产梦破裂”这样的叙事裂隙。就像戴锦华点评道的，“房价的急升，还有中国经济高速起飞时财富向少数人的集聚，这些都使得中产阶层群体微末的梦想可望而不可及。中产阶层再一次将最朴素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大声提出”。

从这个层面上看，从《蜗居》到《心居》，这样的“裂隙”愈发稀缺。只要奋斗就能实现中产梦，成为叙事的主基调。《蜗居》中，经由宋思明的官商勾结、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折射高房价背后的社会不公，更是在电视剧里销声匿迹。这与创作环境的紧缩有一定的关系，却也与创作者的保守有关。

尤其是那一批涉及到学区房的电视剧，它不是中产的哀婉追问，充分体现的倒是中产的保守和自利。剧中的主人公身上鲜少体现出关怀、同情、平等、敬畏等中产价值，相反，他们争相购买学区房，只为子女不上弱校，以远离“卖菜的、修空调的”的孩子，不要跟这些孩子成为同学。焦虑宣泄完，好处都占完，他们终于心有余力在大结局“岁月静好”。

虽然电视剧并没有被中产绝对垄断，也不曾被中产的需求所左右，但中产阶层却是电视剧的创作主体。戴锦华说：“在电视剧和电影里，可能中产阶层到头来仍旧是获益群体，但它所提供的情景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思考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去理解、去想象，社会的多数和底层群众，是否也成为了经济起飞的获益者；而社会应该要怎么做，才能使得这个多数群体真正成为介入者和获益者”。

这是我们对中国当代都市剧“房子叙事”的新期待。我们要善于在文本里插入“裂隙”，机敏地发出“非主流、非混一的群体的声音和利益”。1998年的新华字典中关于“前途”一词，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替换这个例句：“张华拥有上海户口；李萍在上海买了房子；没户口的我在上海租了房子。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如果这个例句无法成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否有改善路径？我们期待在电视剧里见到解答。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