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日本的照料性别政治：从关怀伦理学到母亲们的政治行动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GP）

2021年12月17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举办了“亚洲的性别与繁荣（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讲座。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讲师何嫄组织策划，既有涵盖亚洲女性整体经济和残障状况的专题演讲，也有针对特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缅甸的国别讨论，旨在促进亚洲女性之间，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理解与连结。在第六期讲座中，日本大阪大学的助理教授元桥利惠（Rie Motohashi）围绕“日本的照料性别政治”进行了分享。

元桥利惠是日本大阪大学的助理教授，并在多所大学教授社会学和性别研究。元桥利惠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家庭社会学与性别研究，她的研究主题是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母亲和政治。目前，她正在进行关于日本母亲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元桥利惠教授的出版著作包括《母职压制与反抗：从照料伦理看战略的母性主义》（Maternal Su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Strategic Maternity Thinking Through Ethics of Care)、牟田和恵（Kazue Muta）主编的《新自由主义下的性与年轻女权主义者的反抗》、《桥接女权主义-历史、性与暴力》、论文《从照料伦理看日本母亲的反战和平运动》。

元桥利惠（Rie Motohashi）是日本大阪大学的助理教授，并在多所大学教授社会学和性别研究。

元桥利惠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照料伦理学、母职、照料女权主义、性别研究。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是神户市性别平等申诉委员会的成员，为那些因性别不平等而遭受人权侵犯的居民提供咨询和支持。她致力于帮助改善女性赋权、母亲群体的政治参与和面向女性的政策。

元桥利惠教授是牟田和恵教授（Muta Kazue）的“高足”，日本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年轻学者，也是从团地一代（指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向迷失一代（指1991年出生的日本一代）交接棒的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她的新书《母职的压制与反抗》介绍了反安保妈妈会，对于反思新自由主义社会的自我责任、照料劳动贬值提供了一个精准而极易缺失的性别视角。

元桥利惠教授表示，在日本社会，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实现性别平等和对妇女赋权已经成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日本的繁荣仍然停留在表面，需要将性别研究用于分析政策口号与女性现实之间的差距。

在日本当前的社会形势下，照料他人的人，传统上母职身份者居多，既被压迫也在试图反抗。

在活动的开始，元桥利惠教授首先指出讲座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她解释了女性照料者的困难处境，以及日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政治改革。从减少福利和“女性赋权”的角度，她论证了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是父权制的，以及这些改革如何将经济增长置于其他一切需求之上。第二部分，她将讨论以关怀伦理以及从女权主义角度来分析照料劳动的照料女权主义理论。最后第三部分，她将介绍日本母亲们的行动主义实践，以此来抵御新自由主义，以及反抗将女性和母亲排除在政治以外的文化。在这一部分，她通过2015年以来对参与“反安保妈妈会”的母亲们的研究，分析母亲的政治参与背后的逻辑与经济意义。通过这三部分，她希望和听众一起思考，赋权那些有责任照顾弱势者的人的重要性和难处。

新冠疫情期间，女性照料者的困难处境与日本社会福利的政治改革

2020年以来，各国都面临着新冠病毒带来的各种问题，而这一流行病对女性产生了尤为不利的影响。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女性的自杀人数持续增加。长期以来，日本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研究表明，相较于日本男性，日本女性的自杀率急剧增长。2020年10月，日本女性自杀率比前一年同期上升了83%。相比之下，同期男性自杀率上升比例为22%。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几个潜在原因。相较于男性，日本女性更有可能在零售和服务行业从事兼职工作，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早稻田大学的上田路子（Michiko Ueda）教授披露，40岁以下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报告说自己处于失业状态，这严重影响了她们的收入，而在同龄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8%。去年11月，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个特别报道称，由于新冠疫情，日本女性雇员人数减少了73万，而男性雇员则减少了32万。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影响了妇女，那么这些问题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在日本，人们认为照料他人是女性的责任。换句话说，日本妇女在照料劳动方面承担着沉重的负担。由于疫情，妇女在无偿照料方面的任务，如育儿、老人护理和家务，日益增加。在“居家令”政策下，妇女一直在提供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例如，当学校或托儿所关闭时，照顾孩子的责任都会落在母亲，而不是父亲身上。而在有偿照料领域，70%的医疗和健康从业者都是女性。

此外，远程工作也使女性家务量增加。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日益繁重的照料活动，女性不得不将工作放在次要地位甚至离职。这不仅给女性带来精神压力或焦虑，也增加家暴风险。日本政府表示，在疫情期间，向政府咨询家庭暴力问题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前所未有，导致这些问题的性别歧视早已存在于日本社会中——日本社会忽视了妇女和她们的照料劳动。

日本的“父权制”新自由主义经济

元桥利惠教授转而介绍了日本的福利改革和妇女赋权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福利改革和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特点是降低社会保障福利和提倡黩武主义。渡边治（Osamu Watanabe）将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新自由主义时期从1990年延续到新千年初，通过90年代开始的改革，福利制度的公共开支开始逐渐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变得脆弱。此外，在9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期望女性在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同时，为社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日本政府推行激励政策，支持由男性经济支柱和家庭主妇组成的家庭单元，使日本的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

日本经常被归类为“混合福利政体”或独特的东亚型福利政体。普遍认为日本的福利制度非常强调家庭，也看重企业或职业福利。国家将承担社会福利责任转至由家庭、社区和公司共同承担。这是一种将福利保障视作投资而不是社会安全网的模式。

第二个新自由主义时期，从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开始，具有黩武主义的特征（渡辺他2014: 25-6）。2015年，安倍政府通过了新的安保法。一些宪法学者批评新的安保法违反了日本宪法第九条，即基于反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形成的呼吁“放弃战争”的条款。

日本的妇女赋权政策

最近，安倍政府表示政府将创造一个“所有女性都能发光的社会”（kagayaku）作为首要议程。此外，政府也将提高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度，并将其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男女共同参画局在2015年的一份白皮书中表示：“安倍政府认为妇女的力量是‘日本最隐蔽的潜力'，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利用这种力量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换言之，日本的“女性赋权”政策将国家的经济发展置于首位。

在题为“神奈川女性职场成功支持者”成员的照片中，充斥着男性企业管理者的身影，我们无法听到女性的声音，而这张照片恰恰象征着日本的“妇女赋权”政策。

振兴国民经济和提高生育率，成为了对抗日本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双重目标。因此，在政府看来，女性既应该多工作，也应该多生孩子。然而，如果母亲们增加了外出工作的时间，那么谁来照顾年幼的孩子呢？因此，育儿服务被认为是解决国家经济困境的内在组成部分。

待机儿童问题（Taiki Jidō Mondai）

然而，日本城市地区的学龄前儿童托儿所已经供不应求。例如，在2017年，等候进入日托机构的儿童名单有26081人，其中包括东京的约8500儿童。在过去几年内，这种短缺在政治和社会上成为了愈发突出的问题，因此被称为“待机儿童问题”（taiki jidō mondai）。

在2016年的初春，一篇题为“去死吧日本！”的匿名博客文章写道：

我孩子的托儿所申请被拒绝了。去死吧日本！！！日本是什么鬼地方？政府承诺的创建一亿公民参与的社会是一纸空谈！昨天，我们没能在任何一间日托所申请到名额。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加入“动态参与”吗？我生了孩子，养了孩子，走向社会，工作和交税，日本还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出生率的下降是怎么回事呢？生育是可以的，但想把（我的孩子）送在托儿所里，却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地方议会通常会在春季通知家长他们申请国家授权的托儿所的结果。这篇博客文章迅速吸引了许多其他家长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有类似经历的母亲们。

起初，这篇博文只是在特定网络社区中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在2016年2月29日，一位议员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向首相安倍晋三提问时引用了这篇帖子。安倍晋三的最初回应是，由于该帖子是匿名发布的，他无法确认其说法的真实性。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的反击。许多母亲（甚至还有一些父亲）愤怒地表示，这篇博客文章反映了她们的真实经历。反击并未止步于此，许多家长开始在国会正门前进行请愿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父母们举着写有“那个孩子的幼儿园申请被拒的人就是我”的牌子。

然而，这次示威和母亲们对政府的抗议行动也遭遇了负面反应。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表示，确保孩子获得托儿所名额是父母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日本，很多人对参与政治行动有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称之为自私的行为。

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经济空间外

在日本，妇女，尤其是母亲，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空间之外。日本女性的参政率出奇得低。据日本众议院和首相办公室分别发布的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仅为9.9%，在行政部门中的比例为5.3%。熊本市议会议员绪方优香（Yuka Ogata）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母亲的困境：绪方议员尝试在休完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但她找不到合适的日托所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她把刚出生的孩子带到了议会会议上；然而，她的同事阻止了她。她尝试劝说同事四十多分钟后，最终放弃了，把孩子交给了朋友，才能顺利参会。

许多身处经济领域内的妇女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性别工资差距，因为据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2015年的数据，60%的日本女性在结婚或生育后辞去了固定工作，55.5%的职业女性从事着非固定工作。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的统计指出：日本的全职女员工的工资也仅为男性的73.4%。在所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日本的两性工资平等状况排名倒数第三。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计划中，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女性必须多工作，多生孩子。然而，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都认为只有母亲才有责任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保持平衡（ryōritsu），而父亲则无需承担这种责任。

此外，几乎所有母亲都从事的是非正式工作，因而不能享受公司的服务和福利计划，社会只期望女性在发生意外时调整或放弃她们的工作。换而言之，承担起保持工作和育儿之间平衡责任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且政府并没有对妇女的照护活动提供任何支持。

女性的挣扎=自我责任原则？！

长期以来，妇女的照料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她们的自然责任和个人事务，妇女的挣扎常常被忽视，她们的困境则被视作个人责任。此外，女性的照料劳动被认为不如男性工作有价值，“女性的自我责任”更加剧了这种思维定势。事实上，照料劳动对社会至关重要，但多数照料劳动都贬值，被隐身。因此，性别研究必须解决新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自我责任原则以及照料劳动的贬值问题。

出于对性别研究的发展的考虑，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不公平的情况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结构。元桥利惠教授坚信，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以下简称关怀女权理论）将帮助我们理解造成这种不公平情况的原因，并承认照料劳动的价值。

关怀女权理论

关怀女权理论关注照料劳动的伦理、重视照料劳动的价值，并将其视作为创造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途径。

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其著作《不同的声音》（译者注：中译本由肖巍于1999年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首次提出了“关怀伦理”的概念，这一行为准则是从关注照料者的思考和实践中发展而来，而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肩负着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重任的照料者。

关怀女权理论有如下特点：该理论试图从照料伦理的角度来阐释对女性的压迫；重视妇女的照料活动作为创造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继承了第二波女权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

关怀女权理论的关键词

美国女权主义者和哲学家Eva Feder Kittay 于1999年出版了《爱的劳动》，2011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在这本书中，她写到了自己照顾女儿萨沙的经历。萨沙患有严重的残疾，需要有人一直陪在她身边，回应她的需求，才能活下来。Kittay反思了她照顾萨沙的经历，并问道，为什么萨沙没有被看作社会的一员？为什么照料人员的工资要低于其他工作，且待遇更差？元桥利惠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围绕以下几方面来思考针对照料活动和照料者的不公平对待。

1. 人类依赖

当你听到“依赖”这个词时会作何感想？一般来说，我们对“依赖”有很多负面的想象，例如人们常常将上瘾与依赖联系在一起。然而，关怀女权理论认为“依赖”是一种人类状态，而非需要摆脱的问题。如果不依赖他人，人类就无法生存。所有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是脆弱的；脆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很容易暴露在各种社会或身体风险之下。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婴儿，都面临着生病或残疾的可能。此外，我们都在变老，将作为脆弱的生命死去。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2. 依赖工作

要生存，脆弱者就需要身边有人并得到照顾。Kittay将这些为脆弱者提供的照料性劳动称为依赖工作（dependency work）。依赖工作有时是有偿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被视作由妇女劳动，且在许多社会中它的价值都被大大低估。为陈述简便，我统称之为“照料者”。

Kittay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母亲的孩子，许多人对此的反应是：“是的，那又怎样？”但是，我们并不经常考虑“母亲也是某个母亲的孩子”这一事实。因为对我们而言，母亲的照护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所有的人类都需要他人提供的依赖工作，以便人类继续生存。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一事实很容易被忽视，为什么照料者往往会遭到忽视？对此，元桥利惠教授认为：公共与私人二分法的社会结构以及它的男性统治导致了社会对照料者不公平的评价。

漫画《我不想成为像我母亲一样的母亲》

日本漫画家田房永子（Eiko Tabusa）在漫画《我不想成为像我母亲一样的母亲》中表示，当她成为一名母亲时，她第一次注意到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把这两个世界命名为A面和B面。当她在做A面的工作时，她并没有注意到B面。然而，在她开始照顾孩子后，她了解到只有照料者才能感受到在B面的孤独和挫折感。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照护者身上，而在A面的人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元桥利惠教授又展示了另一幅图片以举例。她强调：我们的社会被分为两个领域，即位于图片中心的公共领域和环绕其周边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属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例如工作空间、学校、公共机构和公共交通，主要是人作为员工的领域。这些劳动者获得了报酬，因此被认为是“有生产力的”劳动者。相对而言，生活空间和照料劳动领域则属于私人领域。因为这些劳动者没有获得报酬，所以该领域中的人被认为是“无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对这两个领域的看法完全不同：公共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地位，而私人领域则成为了为中心区域服务的辅助。

身处公共领域的人可以自得其乐，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在经济上更为独立。然而，在私人领域的人却无法进入中心领域，因为她们要负责在家里照顾他人。事实上，公共领域多以男性为主导，而私人领域多为女性。

举例而言，一个男人可以在经济领域舒适地工作，因为他的妻子呆在私人领域，照顾他的孩子和他年迈的父母。她不能享受生活，因为她在经济上并不独立，而且她很难像她丈夫那样在公共领域工作。如果她把孩子留在家里，投身公共领域，孩子就无法生存，所以她必须呆在私人领域。总体而言，公共/私人的二分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身处中心（公共）领域的人们必须开始更多地参与照料劳动。

3. 对从事依赖工作者的错误看法

公共/私人的二分法造成了对从事依赖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一般来说，私人领域的人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因此是有依赖性的；而公共领域的人则被认为是有生产力且独立的。此外，私人领域内的人被认为是感性的、非理性的和不讲逻辑的；因此照料者，特别是母亲，被视作缺乏政治主体性这成为了妇女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原因。

事实上，多数人认为，相较于公共领域内的人，私人领域内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更小。然而，如果通过关怀女权理论视角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享受身处在公共领域的人们需要别人为他们照顾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具有依赖性，因为他们通过让别人代替他们完成这些工作，使自己从依赖工作中解脱出来。虽然依赖工作很容易被低估和忽视，但从事依赖工作的劳动者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4. 从属依赖

然而，有一件事我们不应该忘记：身处私人领域的人，例如照料者，也会变得脆弱，因为他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无暇自顾。这种照料者的脆弱状况被称为从属依赖。这一概念表明，照料者也需要被照顾。公共和私人的二分法是造成人们忽视她们困境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继续忽视照料者和她们的脆弱性，她们将被孤立，这可能导致暴力和悲剧事件，如虐待儿童等。事实上，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和新冠疫情催生出了各种类型的暴力事件。

在日本，人们对照料理论和照料伦理的兴趣日益浓厚

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和研究者对于关怀伦理学以及照料劳动的兴趣不断增加。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出版了许多关于关怀女权理论的学术译本。冈野弥生（Yayo Okano）是一位政治哲学研究者，也是日本最著名的关怀伦理和女权主义研究权威。她出版了《关怀宣言》的译本，英国的研究人员和活动家组成的关怀团体共同撰写了该宣言。

在过去的一两年，对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的批评飞速增加。许多人揭示了社会潜在的扭曲，以及日益增长的、寻找替代价值的需求。

然而，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对评估照料伦理的态度过于谨慎。照料伦理学在性别研究中受到了长期批评；有人认为，照料伦理学肯定并支持了特定的性别角色。因此，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元桥利惠教授尝试从关怀理论的角度，分析女权主义在母职和母亲的政治行动上存在的冲突与分歧。

日本“反安保妈妈会”母亲们的政治行动

女权主义在母亲问题上的冲突

战后时期的日本出现了各种母亲运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以母亲为主的团体推动的反核运动。该团体强调她们的母亲身份，让她们的反战和反核诉求更为有力。

例如，1955年7月，“日本母亲大会”以“给予生命的母亲们正寻求滋养和保护生命”为口号举行了首次集会，此后延续至今长达六十多年。当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许多母亲开展了相应的基层行动。从历史上来看，在应对带来战争或核危险的事件时，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母亲们会比其他人更快地采取行动。

然而，在性别和女权主义研究中，战后的母亲运动，包括“母亲大会”，在女权主义视角的评价下，都遭受了严重的批评。而这些批评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些母亲对支持战争没有忏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国防妇人会”（Kokubou Fujin kai）为代表的大规模母亲运动。她们用日本厨房围裙“Kappougi”和束衣袖的带子做统一制服，并以“好母亲”的身份鼓励人们为战争而合作。由此，母亲的身份在政治运动中被认为是保守和危险的。其次，她们并不批评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第三，她们缺少对个体的“自我”的关注；而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讨论中，坚持做母亲会被认为缺乏“自我”。

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指出，如果某项运动要被纳入女权主义运动范畴，那么首先它应该是妇女的自主运动，其次应该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提出质疑（Ueno 2006, 140-142）。母亲们的反战与和平运动并没有将男人的优越地位和传统性别角色视为敌人，这与后来的女权主义非常不同（Yamamoto 2006, 269）。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之后，女权主义者批评母亲运动缺乏这些方面的问题意识，因此它被视为不完整的女权运动。

元桥利惠教授认为，这些批评恰恰反映了反对母职压迫斗争的激烈程度。日本的女权主义不得不与母职对立，以证明女性也是人类和公民。然而，这只是公私二分法的手段之一：女性被公私二分法分化为两部分，即母亲和非母亲，或者母亲和公民。这些批评通过强调母亲和公民身份之间的明显区别，巩固和强化了公私二分法。

作为个人政治主体的母亲们

从关怀伦理的角度来看，思考照料的重要性，与迫使妇女在私人和性别领域中扮演特定角色之间有着明显区别。我们必须突破母亲与个人、情感与理性、照护与非照护之间的分界，因为人人都应该参与照护活动，并积极投身于政治和经济领域。

关怀女权理论试图消弭分歧，整合努力，希望不需要贬低母职就能利用好社会计划。换言之，关怀女权理论力求改变对母职这一概念，并认为这可以帮助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此外，我们可以构建政治参与的替代方案。在传统研究中，政治主体是指具有经济独立和自主权的个人。然而，这种公民模式总是将具有依赖性的个人和从事依赖工作的劳动者边缘化。元桥利惠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站在那些容易受到伤害和最脆弱的人的立场来设想社会和与政治。

在日本，许多参与政治运动的妇女强调她们的母职。那些不得不照顾和抚养孩子，需要做家务的妇女在精神上和实践中都远离政治参与。她们越是努力肩负起自己的照护责任，就越是远离政治。相比之下，母亲们组织的反战与和平运动的特点是母亲们通过强调她们的母职而变得更政治化。值得思考的是，母亲的身份对于参与运动的母亲们意味着什么，反安保妈妈会组织（Mama no kai）成员对“政治”又有着怎样的理解？

关于“反安保妈妈会”组织

“反安保妈妈会”运动始于2015年7月，意思是“母亲反对战争”。运动以“没有孩子应丧命”的口号，反对有关安全的立法。该运动最初始于一位京都母亲的签名呼吁。“反安保妈妈会”是通过社交网络开展的网络型运动；它没有与任何政党或组织有关联，任何支持“没有孩子应丧命”口号的个人都可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设计有口号的横幅在社交网络共享，成员和非成员都自主打印并随意使用。 “反安保妈妈会”运动可由个人独立发起，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也没有需要报告活动的规则。虽然参与“反安保妈妈会”的内部会议需要会员资格，但由于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该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遍及全国；它成为了无党派女性，尤其是有孩子的母亲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相关采访与研究

元桥利惠教授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采访了13位参与“反安保妈妈会”运动的母亲；通过这些访谈，元桥利惠教授试图了解母职在行动主义语境中的不同理解，同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以前不关心政治运动的母亲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反安保妈妈会”运动？母亲的身份和为人母的经验如何鼓励了母亲们的行动主义？

1. 分析和讨论

首先，当会员妈妈们在公开演讲中论及她们的感受时，她们的理由或动机往往与保护和抚养孩子有关。化名为A女士的母亲在演讲中表示：

自2011年3月11日以来，政府给出的信息就很奇怪。我开始认为，即使是辐射和食品安全这样的事情，我也需要自己去思考和行动。当时，我的孩子正在上初中和高中，因此我开始以公民的身份参加活动，保护我的孩子……我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我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养育得很好，我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我为此感到骄傲。因此，当我想象我心爱的孩子被卷入战争的场景时，我会感到万分心痛。

其次，母亲们通过参与这些运动，确信自己的身份具有政治性，她们的母职经验是政治语境下有价值的话题，是政治行动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母亲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母亲们在政治方面的无能为力，而是母亲们被排斥在政治文化和结构之外。某位化名的母亲表示：她讲述的母职经历中没有谎言。曾经，她一度认为自己与政治绝缘，并且以为只有专家才能讨论政治。然而，参加“反安保妈妈会”运动的经验使她相信，她作为母亲的经验和其它“真相”一样有价值。这位化名为Kana的母亲表示：

我的首次公开演讲收获了许多好评。演讲的内容不是关于政治，而是我自己的感受和我做母亲的经历。当我谈到抚养孩子和我身为母亲的担忧和冲突时，我没有说谎，这是一个母亲的真实经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谈论这些经历。因为这个故事被认为是真实的，我可以谈论自己的经历。没有谎言，只有“真相”。任何懂很多政治的人也无法替代我做母亲的经历。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不能否认我作为母亲的感受。这是我行动主义的基础。

第三，“反安保妈妈会”成员的还有另一个运动目的，她们试图让其他母亲的政治参与正常化。例如，她们带着孩子参加新闻发布会或参加立法者办公室的会议，她们试图“教育”男性记者和立法者，向他们展示让一个孩子出现在政治环境中是完全正常的。一位化名为Nana的母亲表示：

当我去参加市议员新闻发布会进行学习和观察时，工作人员对我们中的一个成员说：“请不要入内”，因为她带着一个孩子。我立刻在博客上写下了这一事件，传播出去并表示抗议。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想改变关于政治的禁忌。一个母亲参与政治有什么错？孩子会制造噪音吗？当然会!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与我们的孩子共享房间，那么他们有责任为孩子创造一个空间。

第四，“反安保妈妈会”成员对于政治有着相当简单和独特的理解。在她们的理解中，参与政治活动是照料责任的延续。一位化名为“郁子”（Ikuko）的母亲表示：

我在42岁的时候生下了我的女儿。等到她长到30岁且经济独立，那么她需要的帮助与我过去需要的帮助完全不同。…… 举例而言，如果她在40多岁的时候生了孩子，像我一样，那我就无法帮助她，因为那时我已经80多岁了。事实上，我可能会成为她的负担，那时我可能已经卧床不起。

我们需要物质资源来生存。但是，我也希望她在这个社会对别人说“请帮帮我”。即使我不再跟她在一起，我希望她能够结交朋友，建立关系，请求别人“帮助”，也对需要帮助的朋友说“好的，我会帮助你”。我希望她能通过帮助别人来生活。

我认为只关心我的孩子是不够的。为了让孩子继续生活下去，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给孩子留下什么？我想她不仅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和相互帮助的能力，还需要一个使这些愿望成为可能的社会。现在，我还不能心安理得地让我的女儿进入这个社会。

郁子表示，当她在思考如何更好地照顾女儿时，她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关心日本社会，这成为了她采取政治行动的理由。也许，她对于“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和朴素。从长远来看，这种理解被忽略了。

然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妈妈们通过对照料活动的实践和思考，以感性和过于理性的方式获得了对“政治”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可以突破公共与私人的二分法，打破母亲与个体、情感与理性的界限。

2. 研究结论

“反安保妈妈会”运动的成员根据她们的照料经验，共享了“母亲”这一集体身份。但是，这并非是本质主义。她们通过分享自己反对战争和军事力量的经验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并在行动中战略性地运用自己“作为母亲”的经验。此外，成员们也通过构建 “母亲”的身份来自我赋权。“反安保妈妈会”运动不仅反对2015年的安保法和军事力量，更反对父权制和新自由主义，因为父权制迫使女性远离政治领域，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

但是，由于母亲们肩负着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们中多数人难以持续参与政治。为了支持母亲参与政治进程，现有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必须改变“主体”的定义，将运动的主体从“自给自足”、不照顾任何人的个人，转变为承担着照顾他人责任的人们。

总结：未来的问题：如何才能赋权进行照料活动的人们？

在讲座的最后，元桥利惠教授展望了研究的未来，并且表示，作为未来研究的一部分，她将更广泛地分析日本母亲们的运动。同时，她将考虑母亲们的不同处境。在日本，有一些政治运动显示了母亲的身份。但是，元桥利惠教授表示，日本的母亲运动，与其他国家那些争取照料人员权利的女权主义罢工不同。日本的母亲运动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她将继续这个项目，调查影响照料人员和母亲政治赋权的社会条件。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