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借钱还不出；毛主席：中央也困难；刘少奇的孩子去彭总家蹭饭

为了纪念四位开国领袖，第四版（1990版）百元人民币上，印着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刘少奇同志的头像。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画面，我们再来看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历史故事。
一、朱老总：“借钱还不了”

我们就从四位领袖中年纪最大的朱老总说起。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家里非常贫穷。他后来回忆幼年时的穷苦境况，真是盐都吃不起的地步：“我们这样的穷人，只能买又脏又黑的盐巴。”即使这样劣质的盐，也不能一勺一块地放进菜里，而是用一个汤碗盛上水，溶化一点儿盐巴在水里，吃青菜的时候把菜挟在盐汤里过过水；或者把盐巴块放在桌子中央的碗中，吃菜时在上面擦一擦。
家里一贫如洗，朱德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伯父伯母没有子嗣，过继朱德为养子。这是朱德命运的第一个转折。养父母家也不宽裕，含辛茹苦供朱德识字读书。此大恩大德，朱德终身不忘。朱德考上了秀才，却无意“仕途”——就算考试及第，家里也无钱捐官；并且朱德对当时的官僚阶级十分痛恨：“我小的时候，都看到做官的初来时瘦得像头饿虎，到临走就脑满肠肥。”他违背全家的期望，悄悄报考成都师范体育生。他离开家乡那天早晨，失望的家人没来送行，只有“一向疼爱我的养父，送了我好几里路才回去。”“那年他大概六十岁了吧，很见衰老，穿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他往回走时，我哭了。”
质朴的语言，其感染力与朱自清《背影》中对父亲的描写，同样强烈！
后来朱德寻找共产党，上了井冈山，离家多年，音讯中断；直到国共合作，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才与家人恢复联系。当得知生母和养母依然健在，他非常高兴；又获悉四川发生大旱灾，家中困苦，心忧两位老母亲的生活，又十分难过。当时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二人，每月只有五六块钱津贴，这点儿钱寄回去也于事无补。康克清急中生智，对朱老总说：“能不能找人借点钱，以后再还他？”朱德回答：“还？今后拿什么去还？”这一下倒把康克清问住了。夫妇俩现在没钱，今后也不会有高薪和私产，怎么还账？康克清又想办法：“能不能有这么一个人，借了钱又不必还他？”这一下提醒了朱德，朱德高兴地说：真有这么一个人！对，就找他帮忙。
这人名叫戴与龄，是朱德幼年时的同学。朱德任滇军旅长时，戴与龄投奔朱德，后来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受伤后回到家乡泸州，以开药店为生。朱德赶紧给戴与龄写信，信中说到：“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佰元中币，请你代我速寄家中。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戴与龄与朱德虽长久未见，但肝胆相照，马上为朱德家中寄去20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即使到抗战胜利，朱老总依旧身无余钱。1946年1月，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朱德。在他的报道中这样描绘朱老总：朱将军坐在一个冷风飕飕的窑洞里，他“没有薪饷、衣履简朴，军阶却相当于美国五星上将。”朱德献身革命，有借无还，成就了这一段佳话。
二、毛主席：中央也很困难

大家都熟悉徐海东给刚到陕北的中央5000块大洋的故事。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说：杨至诚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向红25军借2500块钱，徐海东将供给部长找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说，全部还有7000块。徐海东说：留下2000，其余5000全部送交中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毛主席是个对金钱很潇洒的人，但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上万人马少衣寡食，逼得他这个领头人必须努力去筹措。这并不比打仗容易！不但初来陕北时困难，后来同样困难。开国上将王平回忆的一件事，很有意思。
那时抗战刚刚开始，王平任红27军政委，接到命令，要他和军长贺晋年带领部队从富县去正宁接防。这段路要走三天时间，都在国统区内行军，一路上没有供给单位，只能自己买粮食吃。偏偏红27军“江湖告急”——奉命调动的军部加一个团，一共只有100元！
王平给中央报告困难，中央回复说没有钱。没钱怎么开拔？于是王平给毛主席打了个“求救”电话，请求拨款3000元，没有3000给2000，没有2000——给1000也行啊！没想到，毛主席的回答很干脆：“没有，我一块钱也没有。”“没有怎么办啊？”王平问。毛主席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到三个人想，还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话说到这份儿上，没辙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被毛主席逼着“睡起来再想”的贺晋年和王平，真的找到了办法。红27军驻地附近有一个国民党任命的联保主任，住在土围子里，囤积了很多粮食，倒卖给当地百姓和驻军。这人有一个规矩：买粮食的人只能走到土围子的吊桥上，把钱交进去，他再放粮出来。红27军派后勤干部去买粮，刚上吊桥，土围子里就开枪了。这一下贺晋年和王平发火了，找到富县国民政府的县长，控告联保主任破坏抗日。县长把联保主任叫来，狠批了一顿，问他：“你是认打还是认罚？”联保主任连连说认罚认罚。于是三方签了个协议，罚联保主任500担粮和5000大洋。
这可把王平他们高兴坏了。王平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哈哈笑了，说：中央也很困难，这笔钱你们不能全带走。你原来不是说1000元也行嘛，剩下4000给延安送来吧。王平一听傻眼了，连忙求情：“主席呀，我们只留1000元太少了，解决不了当前困难。”毛主席说：“好吧，你们带2000吧。”
三、刘少奇：节俭从我做起

1934年7月长征前，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中央苏区福建省委书记，担负着为战略转移扩红和筹粮的艰巨任务。刘少奇到达福建省委机关，经过几天观察、了解，发现机关吃的是大锅饭，没吃够又去锅里舀，不利于节约。刘少奇来了一个“包吃到人”、“一包就灵”：机关干部每人从自己的口粮里，每顿取一定量的粮食，包成一个米包，挂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竹牌，交给炊事员统一放在锅里蒸，吃饭时，各自找自己的饭包，称为“包包饭”。刘少奇同志带头吃包包饭，响应每月节约 3升米的号召，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为红军筹集了军粮。这种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的作风，一以贯之，后来上升为理论，就是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建国后，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同志，一家人住进了中南海，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家风。王光美回忆，国家实行薪金制后，各位领导人的工资要供一家人吃穿住行，中南海的住房还要缴纳房租和家具租金。当时在西楼设了一个食堂，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4家在这个食堂就餐。刘少奇家和朱老总家因为孩子比较多，吃得就比较差。

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后来的上将，当时还是小孩，他回忆道：我们家小孩子多，特别是星期天，孩子都回了家，一到开饭时非常热闹。到开饭时，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菜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孩子们就上前抢菜。杨尚昆同志家孩子少，他的夫人李伯钊又在文艺团体工作，待遇比较好，总是把他们家好菜端过来让孩子们吃。彭老总经常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经常也叫孩子们上他那儿吃。
这就是一个国家主席的家庭生活。刘少奇同志出差，同样保持着朴素作风。1958年，刘少奇在成都开会期间到都江堰参观。参观结束后，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来到一家川菜馆，大家请刘少奇夫妇尝一尝当地出名的特色菜品——“活水豆花”。其实豆花在四川是很普通很廉价的菜，所谓“活水”，只是表示用的水是流动的。刘少奇到了餐桌前一看，桌上除了豆花，还摆了满满一桌其他菜。刘少奇没说话，等刚吃完饭就对王光美说：“你去把帐结了。这顿饭，我请客。”
自己生活朴素，但老百姓有钱，刘少奇同志就高兴。据长期跟随刘少奇工作的邓力群同志回忆，1956年刘少奇到河北了解煤矿工人待遇，当听说收入高的井下工人可以拿到400块钱时，高兴地笑了：“煤矿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国家主席了，这可是个好事！”
四、周总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建国之初，中央机关迁进北京城，由周恩来安排中南海的住处，周恩来给自己选定了相对偏僻的西花厅。西花厅在中南海里算是“新”建筑，因为它建于1910年，是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修建，好辅助儿皇帝处理国事。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入住，大清就亡了。没有人住的屋宇，破败得特别快。四十年后的西花厅，年久失修，柱歪墙斜。地上铺的泥砖，冬天很冷，加上雨天潮湿，泛着一股难闻的霉味。四周墙壁上的油漆已呈现裂纹，有的地方还有脱落。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坚持凑合着住。他说：这比延安的窑洞好多了；国家资源有限，要用在生产上，而不应该用在改善领导人的居住条件上。这一住就是10年。有一次周总理到外地出差两个月，工作人员对西花厅进行了装修，地上的方砖改铺了木板，地板上还铺上了漂亮的地毯，梁柱更换了，墙壁粉刷一新，还换上新家具和新窗帘。周恩来回来一看，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这样搞的？一共花了多少钱？这是铺张浪费！”周恩来生气地说，不恢复原样他就不回去住。后来他冷静下来，承认恢复原样会花更多的钱，这才回到西花厅。这还没完，他为这件事两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检讨，说自己对这一浪费负有责任，“装修的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
这是西花厅唯一一次装修。最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喜爱的，是每年春天西花厅盛开的海棠。周总理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6年，直至去世。同样是房屋，周总理却拨出巨款装修。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中国驻英国代办熊向晖——相当于大使，当时中英外交关系为代办级——向外交部和周总理发了一份请求维修大使馆的报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位于伦敦市中心波特兰大街49-51号，是一幢建于1785年的老宅。从清政府至民国再到新中国，这儿都是中国使馆。到60年代，这幢将近200年的建筑，砖木腐朽，成了危房。经测算，维修重建需要70万英镑。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国力不强，这份报告被压了下来。
1963年，熊向晖回国述职，在与周总理交谈中，再次提到使馆维修问题。周总理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熊向晖回答：“清朝公使馆在二层有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当年孙先生就是关在那里。1933年5月，国民政府驻英公使馆把它辟为了‘孙中山蒙难室’。现在还有不少华侨甚至外国人参观呢。”周总理严肃指出：你们报告中未能提到这么重要的事情；孙中山蒙难室应该保护起来，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不久，驻英代办处就收到了70万英镑维修款，周总理派出的测绘、设计人员也来到伦敦采集数据，准备维修重建。没想到事情再起波折。在办理房屋拆建手续时，突然接到英国文物保管会通知：因这两幢建筑出自18世纪著名建筑设计师亚当兄弟的手笔，属于“亚当建筑”，不能拆！
这事儿延宕了10年，直到1973年，中英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英方终于同意中国重修使馆。又过了10年，1983年重建工程动工，1985年竣工，按照当年周总理的指示，将孙中山蒙难室原样保留了下来。
时光进入新世纪。波特兰大街中国大使馆已经不能满足使用需要，中国购买了原英国皇家造币厂作为大使馆新馆舍。皇家造币厂（Royal Mint Court）的简称为RMC，2018年，在交接仪式上，中国驻英大使刘晓，巧妙地将RMC解读为Right Moment of China——“属于中国的时刻”。
半个世纪，沧海桑田。周总理，这盛世，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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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