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童话》如何从少儿不宜变成孩子的甜蜜读物

2010年时，国内市场曾出现过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图书，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在封面上强调“当下通行的格林童话竟是屡经修饰后的第七版”，并以“揭开美丽的帷幕，还原人性的真实面貌”的字样为噱头。翻开内文，其内容更是令人咋舌，那些流传了百余年、烙印在一代代人童年记忆中的故事竟然满是“黄暴污”。

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几年前，市面上还存在过《成人格林童话》和《真实的格林童话》两本相类似的图书。实际上，三本书在内容上相差无几，都是脱胎于日本“写作组合”桐生操(堤幸子与上田加代子两位女作家)在1998年和1999年出版的两册《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不同的是，桐生操在序言中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参考了这些学者们不同的解释，在保留住‘初版’格林童话的残酷、粗犷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更彻底地挖掘出深藏在童话里的深层心理及隐含寓意，以自己的解释和表现手法，创作更为生动的《格林童话集》。”换句话说，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只是《格林童话》的一部同人文。

桐生操之所以能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原高志、吉原素子在1997年出版的《初版格林童话集1-4》日文译本。尽管《格林童话》是迄今为止被翻译成最多其他语种的德语文学作品，但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版本都是以格林兄弟在1857年出版的第7版《儿童与家庭童话》为母本。两位日本学者的努力，第一次为日语读者完整呈现了这部经典在1812年(第1卷)和1815年(第2卷)首次出版时的样子。

在日语世界以外，想要便利地读到“初版格林童话”则尚需等待数年。直到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才推出了由美国学者杰克·奇普斯翻译和注解的英文版《格林童话初版全集》。又过了几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

真正的初版故事

《格林童话》在1857年的最终版与初版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差异。

首先是篇目上的不同。在初版的第一卷中，格林兄弟一共收录了86个故事，第二卷中又收录了70个，共计156个。到了最终版，这个数字变为了200，另有10篇宗教传说。初版中的《细木工手艺人和旋工》《婆婆》《残篇》《夜莺和盲蜥蜴》《穿长靴的公猫》等被悉数删去，《好玩的保龄球与扑克牌游戏》《万能先生》《天鹅王子》《穿着绿大衣的恶魔》等篇目则被进行了替换，此外还有超过50个故事是初版中完全不曾出现过的。

其次在编辑体例上，格林兄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初版中，他们对每一个故事都做了细致的整理和考证，不仅一一注明了故事来源，还寻根溯源，从浩如烟海的民间童话及文献中捡索出相似的情节、地名甚至是一句话，并与相同类型的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在最终版中，这些长长的注释全部被拿掉了。

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文本上，两版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有些是修辞上的变化。比如《玫瑰公主》的故事里，当王子吻下沉睡的公主后，整个宫殿都苏醒了。初版是这样描写的：“国王和王后也醒了过来，王宫里所有的人、马、狗、屋顶的鸽子、墙上的苍蝇和炉火都醒了过来。”最终版的描述则细腻得多：“这时国王和王后醒了，王宫里所有的人都醒了，互相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马厩里的马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体。院子里的狗跳了起来，摇了摇尾巴。屋顶的鸽子从翅膀下伸出脑袋，四下看看，朝原野飞去了。苍蝇在墙上爬了起来。厨房的火又燃烧起来，煮着食物。”有些则是内容的变换。比如故事《莴苣姑娘》，在初版中有一段充斥着性暗示的内容是这样讲述的：“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享受彼此的陪伴。仙女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对她说：‘葛索妈妈，为什么我的衣服变得这么紧？它们再也不合身了。’”而在最终版中，莴苣对仙女说的话改成了：“葛索妈妈，为什么你比王子重这么多？每次我拉他的时候，一眨眼的工夫就拉上来了。”

甚至在一些人物和情节方面，最终版也呈现出迥异于初版的样态。著名的《白雪公主》便是一个例子。初版中嫉妒公主美貌而欲置之死地的是她的亲生母亲，最终版里则是继母；初版中公主吃下毒苹果后被王子带回了宫里，仆人嫌每天抬着棺材遭罪，便把她举起来边骂边在后背上一阵乱拍，没想到反而救活了公主，最终版中则是在抬回宫的路上被树桩绊了一跤，意外震出了公主喉咙里的苹果。

事实上，透过这些差异可以清楚地看到格林兄弟的所有调整和修改，其实始终遵循的都是德国化、通俗化、文学化、儿童化四个标准。在他们剔除掉的那些篇目里，一部分是因为源自德国以外的口述传统，另一部分则因为故事过于阴森恐怖。而他们的改写，往往也是着笔于色情或有违伦理之处。至于对文体的精加工，杰克·奇普斯在其论著《格林兄弟：从魔法的森林到现代世界》中有过一个归纳：努力使故事在文体上更加流畅；注重清晰的结构序列；通过增加形容词、古老的谚语和直接对话，使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形象化；加强故事情节的行为动机；注入心理母题；消除可能降低乡村基调的元素。

初版面世后的非议

在《格林童话》的初版和最终版之间，格林兄弟还做过多次调整和修改。1819年、1837年、1840年、1843年和1850年，《儿童与家庭童话》接连出版过其它5个版本的全集，还在1825年、1833年、1836年、1839年、1841年、1844年、1847年、1850年、1853年和1858年出版过10个选本。

其实，格林兄弟一开始完全没有给这些故事动手术的想法，甚至反对这样的操作。在初版前言里，他们便开宗明义地诠释到：“所有的技能——说教、改良和对语言的艺术化把握——都会毁了这些故事。精致的书面语言在别处可能会产生高雅、鲜明、易懂的效果，在这里却适得其反，无法直抵核心。”

这一理念源自于他们收集这些民间故事的初衷，虽然结集取名为“童话”，但他们预设的读者实际上并不是儿童：“当我们回顾早期的德国文学时，发现其丰富性几乎没有被保留下来。对珍贵之物的记忆已无迹可寻，仅留下一些民歌和单纯的家庭故事。壁炉侧方、厨房炉边、通往阁楼的石梯、仍在庆祝的节日、远离喧闹的幽静牧场与森林，尤其是那些不受干扰的想象力，都化作了树篱，保护着故事，使它们得以代代相传。如今我们重新审视所采集的故事，我们打算提供自身当下的反思。”简单来说，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挖掘德国传统的基础，进而重塑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在当时的时代，格林兄弟并不是独行者。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面对分裂和贫弱的现实，以浪漫派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便发起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旨在振兴民族文学、唤醒民族意识。1806年拿破仑的入侵进一步激起了这种民族情绪，许多人都投身到了对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中去，这其中就包括海德尔堡派的领袖人物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他们很早便开始采集古老的歌曲、故事和手稿，并在1805年出版了一部德国民间歌曲集《男孩的神奇号角》。格林兄弟的收集工作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正式展开的。

不过，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的面世却并未如预想般得到知识界的推崇，相反引来了一片不绝于耳的指责声。《民间传说，民间童话及宗教传说》的作者布辛就批评道：“从整体上来说，格林童话集是以意大利与法国的故事作为素材的，所以，意大利与法国的色彩太浓厚了，不能说是纯粹德国的东西。然而，格林兄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丽娜的童话集》的作者A·L·格林更是在自己的书中大加抨击：“文体太拙劣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从各个阶层来搜寻理想的民间童话讲述者，而是随便找了一个偶然出现的哄小孩的女人来凑合。讲述者那粗鲁的口吻被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去，几乎使每一个故事都受到了损害。而且，由于既想照顾到学者，又想照顾到孩子，结果让哪一方的期待都落空了。所以，绝对不能说这是给孩子们看的书。”

就连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也不甚认可。在1813年初写给阿尔尼姆的一封信中，布伦塔诺写道：“两三天前，我买了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就整体而言，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所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阿尔尼姆也认为，格林兄弟过于理想主义，对文学性故事和现代文学的评论过于悲观，他同时还认为《儿童与家庭童话》不是一本面向孩子的读物，因为它既没有给孩子看的插图，注释也过于学术化。

面对非议，格林兄弟在1815年第2卷的前言中给予了直接回应：“雨露造福大地万物，谁要是担心脆弱的植物会受伤害，只要搬到室内浇灌即可，总不可能要求雨露停止吧？任何自然的东西都可能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的。顺便补充一句，我们发现任何一本有益于健康、充满启迪力量的书，很可能包含令人不悦的事物，《圣经》甚或位列榜首。”看上去，他们对自己的理念仍然抱有极大的信心，并不打算因批评而妥协。然而当1819年第二版出版时，种种迹象却表明他们正在做出调整。

“促成他们的修改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批评，而是一个契机。”吕宇珺是知名童话学者玛丽亚·塔塔尔作品《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的中文版译者，通过翻译过程中的相关研究，她发现格林兄弟对童话集的调整背后还有着更直接的现实因素。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的目的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本来是当作学术书籍出版，也没想着要赚多少钱。但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我记得其中一个人给兄弟写信的时候说，希望能够换一把写东西不腰疼的椅子，很落魄的状态。结果1812年书出版后卖得很好，他们其实是有点动心了。当然，他们挺倒霉的，碰到了非常糟糕的出版商，书很畅销但钱没赚着。”

出乎意料的畅销，与当时的另一个社会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曾指出，在17世纪之前儿童并不被当作特殊的一类人或人生阶段，17世纪之后才逐渐不被视为微型的成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念到18世纪才正式出现。而在《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也提出过一个观点：以口耳相传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儿童与成人共享各种信息，印刷术的出现则开始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儿童与家庭童话》的出现恰好与这种观念革新迎头相撞，尽管此前格林兄弟还认为没有必要为儿童设置专属的故事，但市场的回应却无比清晰地昭示着对儿童文学的需求和热情正在兴起。

穿过历史的童话

实际上，《儿童与家庭童话》在初版之前，还有过另一个“版本”。

1810年，布伦塔诺决定编一部民间童话集，他写了封信给格林兄弟，要求他们把收集到的童话都借给自己使用。哥哥雅各布·格林在一个多月后寄去了53个故事，但布伦塔诺最终却没有使用它们。直到1920年，布伦塔诺的部分遗物在法国厄伦堡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被发现，这份手稿才重见天日。

如果说对比最终版，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在文本上存在着不少粗糙之处。那么这份“厄伦堡手稿”则比初版还要简陋，字里行间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雅各布·格林的笔迹：“这里意思不明”，甚至有些篇目只是一个断篇或残章。

但正是这种草稿一样的状态，不仅更清楚地反映出了民间故事在口述传统中的原有面貌，也说明了格林兄弟推出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时已经对故事进行过修剪了——虽然他们在前言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情节，也没有任何润饰与改编”。依然以《白雪公主》为例：两厢比照之下可以轻易看到，初版的多处文字都更为准确、优美；在情节设置上，“厄伦堡手稿”的结尾中，公主的玻璃棺材不是王子带走的，而是她的父王，使她复活的方式也不是仆人泄愤的乱拍，而是医生们念起的咒语。

从1810年“厄伦堡手稿”算起，到1857年的第7版《儿童与家庭童话》，格林兄弟在这套童话集的编纂上花费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1859年，就在第7版面世的两年之后，他与世长辞。不过，其留下的童话故事却并未随着他这个原著者的离去而停止被修改。

19世纪中期，《格林童话》传播到了克罗地亚，早期译本中的故事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这一方面来自商业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也因为格林版本的童话带有浓重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使得尚未成熟的斯拉夫文化相形见绌。

与之相似，19世纪传播到西班牙的《格林童话》多处运用了归化策略，比如原著中的姜饼会被替换成当地的果仁糖，而且由于西班牙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故事中的诸多暴力情节被弱化。在哥伦比亚的百余年传播史中，1955年以前备受青睐的是宣传天主教教义和道德准则的译本，之后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忠实于原版的译本更为流行。

作为德国的邻居，波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格林童话》发放了“禁止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书中体现的新教价值观与波兰民众信仰冲突。直至19世纪后期，波兰语译本才出现，但在大肆改编下更像是译者的创作。到了“二战”后，因为纳粹曾利用《格林童话》进行法西斯宣传，此书在该国再次被禁止。

在亚洲，《格林童话》也经历着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改造。19世纪末，日本的译本削弱了原著中严苛的惩戒，减少了对暴力与性的描述，着力宣扬优秀的道德品行；参照日译本翻译而成的朝鲜版本进一步抹掉了与性相关的情节，如《青蛙王子》中，王子与公主同住一晚的桥段全部被一场婚礼取代。

殖民时期，《格林童话》的英语译本已在印度传播。之后由儿童文学作家德瓦萨热翻译的印度语译本，则着力强化故事中女性遭受的暴行，旨在激起读者的怜悯，批判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

而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可以追溯至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印行的《新庵谐译》，采用的是文言译法，充斥着古文腔调。稍晚，孙毓修主编的系列丛书《童话》也先后译介了8篇，文白混杂，且每一册的开头都加入了训诫说教。到了1960年代，这部作品被批判成了宣扬阶级合作和超阶级人性论、美化统治者丑化劳动人民的“毒草”，陷入了漫长的传播空白期。

然而这些具体历史时空下偏离原著的改动与处置，最终都随雨打风吹隐入尘烟了，只有格林兄弟倾注半生心血的那些故事依旧动人如初。正如他们在初版前言中写下的一句话：“故事仍在流传，人们喜爱享受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正是口述故事的传统魅力所在，也是这项充满诗意的艺术与其他所有永恒事物的共同之处。”（徐鹏远）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