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也是获得权力的需要（imposition of power）。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英语中“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城市”，也就是说文明与城市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城市不仅仅是文明的表现，也是为了权力的施行。人类学家马歇尔·大卫·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在其著作《原始的丰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写道，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前，在城市之前，采集渔猎的时代是原始而丰裕的，因为他们花在获取食物上的时间很少，每年大约只需要1000小时，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社交、跟熟人玩耍、跳舞，并建立某种社交关系。相比之下，同时代中国种植水稻的农民每年大概需要花费3000小时才能获得同等数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农业和城市其实是为了让人们更努力工作而创建的。考古发现，采集渔猎时代人类的骨骼结构和预期寿命均优于农业时代。因此，城市革命和农业革命使得大多数人工作更长时间，也更加努力，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差。故而，以某种方式使现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城市诞生了。在这种解释下，城市是为了不让人们逃避痛苦的生活，并令他们遵守纪律，更加努力工作。
第二次城市革命最重要的部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主要包括建立工厂、制造原材料、人工加工、销售等环节。以这些环节为中心，城市在规划不全面的情况下快速发展。19世纪曼彻斯特的人口在50年间增长了6倍，当代唯一能与之相媲美的是1990年后中国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工业资本主义导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结果。其中一个结果是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在这方面，研究工业革命和早期曼彻斯特的最佳著作是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1844）。恩格斯的家族从棉花贸易和纺织工厂中获利，非常富有，资助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恩格斯家族在德国创办纺织品工厂，他们把年轻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送到曼彻斯特去考察。恩格斯在书中记录了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工人在1844年的生活情况和大量数据。非常巧合的是，这本书与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同一年出版。
另一本关于工业城市史研究的必读书是E. P. 汤普森（E. P. Thomson）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该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颠覆了西方的历史研究。汤普森通过观察19世纪早期的工人群体，重新定位历史研究，将研究重点从王侯将相转移至普通人，这对城市史来说也一样重要。同时，汤普森的研究表明工人阶级是通过各种群体活动来实现自我认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工人和工厂为基础的足球俱乐部，比如曼城和曼联。他们创办比赛，比赛反过来也在塑造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们塑造了他们自己。此外，那时的工人普遍会加入葬礼协会，每周参加一定数量的葬礼，以保证他们自己去世后，即便在没有积蓄的情况下也有人帮助他们火化、送葬。他们的寿命非常短暂，45岁左右就将走向死亡。汤普森所做的就是将普通工人的生活公之于众，讲述工人阶级是如何自我创造的。因此，现代世界的许多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在工业城市的熔炉中创造出来的。
这些也导致工业城市的阶级关系非常紧张，阶级冲突也越来越强烈，种种对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回应，包括采取公共卫生相关的措施、进步主义改革和城市美化运动等。1854年约翰·斯诺绘制了“伦敦霍乱病区分布图”，他讲述了当时的伦敦人是如何从关注清洁空气转移到关注水源的过程。不过，这张地图只是对伦敦当时出现的霍乱的反应，具有局限性。而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则真正从城市建设的角度考虑公共卫生问题。霍华德提出不宜让工厂和住宅靠得太近，应该将他们分开，城市需要更多植被，应该有墓地、农场。当今几乎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有土地使用规划，而这些规划都遵循了霍华德的观点。芝加哥、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上海、新加坡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该现象。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也是对工业城市的回应，从三位著名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实践可知，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是如何从城市调查到调查性新闻，再到公共政策。这些活动家推动了一系列变革，公共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美化和花园城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除此之外，第二次城市革命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阶级关系。在这方面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论文《社会破裂：货币经济与人际关系》（“The social rupture: money economy, impersonal relations”）是非常优秀的研究。齐美尔指出现代城市发生的一些有趣变化，在乡村中，村里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而在城市中则存在匿名性和碎片化。一个人既可以是“儿子”的角色，也是“工人”的角色，他的身份是不固定的；同时周围的其他人也只知道他的某一角色，而不了解他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意识。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城市居民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成为”自己，去变成那个“角色”被期望的样子，去经营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些往往会掩盖人本来的样子，而人们为了防止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不被掩盖就会不断夸大自己的个性。有一大堆作品讲述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自我的故事，但是越自由，疏离感越重。
19世纪的法国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写过一本书，叫《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在这本书中，波德莱尔实践了通过行走在大众消费盛行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去体验、感受城市。这是一种了解城市的方法，步行在城市中，通过鼻子、嘴巴、眼睛、耳朵等器官，参与城市、体验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