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

按：在世界读书日前后，有一份“唐诺问卷”在网络上颇为流行。这份让梁文道、潘粤明、陈丹青、赵又廷等人纷纷作答的问卷涉及了十余个问题，而这些和阅读有关的问题，全部来自台湾作家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一书。里面的问题都是作为读者时人们难免会思索且需要面对的。比如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比如书读不懂怎么办？等等。

作为读书人，唐诺的阅读之深度和广度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早已有所体现。和《尽头》《眼前》等书不同，《阅读的故事》是一本比较贴近基础读者的书，阅读起来不算吃力，涉及的问题也更有普遍性。日前这本书由理想国再版推出，经出版社授权，我们选取了其中“为什么要读二流的书？”一章，和读者分享。

不按照顺序的阅读

我们通常对阅读的程序有种有条不紊的理想假设，由浅入深，由一般的、基础的书再缓步进入高段的、最好的书，如同看电影由普级到辅导级到限制级再到A片一样，这基本上是对的，你是得这样子。

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某种诡异但再真实不过的阅读现象，那就是不管社会整体，抑或我们个人的经验，书，总是从最好的那一些读起，尤其是那些舶来自“第一世界”的翻译著作，出版社先供应的总是最好那一级的，读者买的读的也是最好那一级的书，我想，这种“不合程序”的有趣现象，不适宜把原因赖给寥寥几个出版公司选书人操纵我们的阅读走向，他们绝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耐和霸权，这是由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所共同决定。

有关此一集体的、普遍的心志，有各种描述方式，这里，我们仍尝试由“时间的压缩性”这个概念入手—我们要以一当十用二十年来读人家的两百年，要在短时间里把人家长期思索经历的东西转为已有，我们再自然不过会做的，首先，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我们会试图先掌握其基本整体图像而很少直接钻入某一部分细节之中，因此，横的展开重于纵的深入，走马看花的多样性优先于孤注一掷的专注性。其次，在横的、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下，你选的、读的当然就是“每一样”中最好或说最有名的那本书（当然，最有名和最好不见得等同，但重叠度不低）。比方说，你要用仅仅十本书的规模快速掌握人类小说书写的总体成就，毛姆的做法便是找出他心目中最厉害的十个小说家，将他们各一部代表作组合，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高老头》云云这么一组的确可称之为最好的小说。比方说，当年台湾银行找出一笔钱要引入一整套经济学经典名著，其基本架构也是从亚当·斯密一路数下来，包括李嘉图、庇古、马尔萨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米塞斯等一网打尽。当然，这一网因为彼时的政治禁忌，放走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而且，台银只消化预算做书，完全不晓得怎么卖书，以至于一整套一整套大概通过赠送、而受赠者毫无意愿阅读的几近全新书籍，最终辗转流入当时还真的都是旧书摊的光华商场，我个人手中差不多齐全的这套书，便是十元、二十元从旧书堆里抢回来的，不管是全白封面的平装本，或绿色带塑胶套的精装本。

于是，很长时间中（至今依然），我们眼中的书籍世界遂有一堆伟大的“一书作家”，比方说梅尔维尔好像只写过一部《白鲸》，塞林格只有《麦田里的守望者》，马克·吐温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吉卜林只有《丛林故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好像只各自完成了一本《忏悔录》，而纳博科夫几十年灿烂的创作人生只交出了《洛丽塔》一书，这当然都不是真的。

这样的书籍出版方式、阅读方式，基本上当然是聪明的、有利的，这是后来者、追赶者的必然优势，他可以挑拣，去芜存菁，减少摸索的时间、心力和资源耗损，还能避开错误发生的代价—然而，如果说书写者有什么得时时提醒自己的必要警觉，便是最是在最有利、最聪明、最讨巧、最方便、最不耗力的顺境时刻。只因为阅读追根究底有着自讨苦吃的一部分面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只能在困境中发生并存留，我们拿它一点点办法也没有。

两种失败之作时间有限，我们只挑最好的书读不好吗？还是我们干脆问，为什么要读“二流”的书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本书不是这名作家或此一领域的代表作或公认失败之作（比方说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或托尔斯泰的《复活》），还傻傻地读它？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句反数学的好话：“整体永远大于部分的总和。”这是什么意思？多出来那一部分是什么玩意儿？藏放哪里？我个人的想法是，在部分与部分之间，一本书与一本书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它们彼此的交互作用之中，这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呈现每一个单一部分不包含、只有整体才具备的“结构”，就是在这里，整体的容量和力量大大超越了部分的总和，超越了纯算术的1+1。

我们权且只用同一作家的全体作品来讨论，先不扩张到领域这更大范畴，这只是为着方便。一个作家的失败之作，通常可粗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失败方式，一种比较常见的，是纯粹的失败、崩毁、瓦解、惨不忍睹。失败的原因琳琳琅琅，可能牵涉到自身的用功程度、牵涉到自身书写被市场名利的不当诱引、牵涉到丧失了勇气让自己像笼子里的白老鼠般不断自我重复云云，这种失败，非常残酷的，通常代表一名作家的终结，只因为他再难以补充已然掏空殆尽的“内在”，而居然可以没品管地交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自觉，那代表他不可能反省；如果是自知的，则代表他对自身要求的松懈和不当宽容，如此顺流而下通常不会就此打住，你几乎可以预见还会有更糟糕的作品在短期内出现。

这种纯粹的失败不胜枚举，几乎你在每一位曾经才气纵横但忽然像丧失了所有魔力的作家的最后一两本书都可看到，为着不伤感情和做人好继续在台湾存活，这里我们只举遥远异国不识者的实例。依我个人看，像聚斯金德的《棋戏》就是这么一本书，宣布这位独特诡谲小说家的书写终点。我们阅读者如何看待这样的作品呢？我建议我们温暖一点，别生气最后那三百块钱和几个晚上的虚掷，人死不仅不记仇，而且通常我们会哀伤且深情去回忆那些不复的最好时光。是啊，《香水》多好看啊，那个魔鬼般浑身无体味“宛如香水完美画布”的格雷诺耶，还有他炼成的那些带着我们起飞的神妙“形而上”香水；《鸽子》也多好看，正如朱天心说的，写一个人发疯绝不是无逻辑、无厘头地跳着乱写，他得是自身对眼前世界的重新编码，一种迥异于、背反于、歪斜于我们“正常人”的惊骇编码，疯得严谨，疯得有条有理还步步为营；还有《夏先生的故事》，一个提前窥见了死亡从而迷蒙深奥的童年幸福题材故事；甚至《低音提琴》都好，你知道书写者是个多奇怪的人……

送君一程，山高水长，我以为这是作为一个读者几近是义务的礼仪。

至于另一种失败则是我们真正要谈的。格雷厄姆·格林在他《问题的核心》小说中有一段话说：“绝望是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是不赦之罪。但一个堕落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这种罪，他总是怀着希望，从来不认为自己彻底失败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受到永世惩罚的重担。”我们借格林的这番话来谈这种书写者极可能是必要的、更是光荣的失败。

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尤其是愈了不起的书写者愈难以避免的失败，我们也可以说，这正是他替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成的目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除非你是一个二流的书写者，你才能一直停逗在明白、没困难没风险没真正疑问的小小世界之中，从而让书写只是一场万事俱备的表演而已。真正的书写同时是人最精纯、最聚焦的持续思考过程，是最追根究底的逼问，是书写者和自己不能解的心事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价还价，我们诚实地说，这并不是一场赢面多大的搏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成功其实也只是程度和比例的问题而已。因此，我们谁都晓得，广大无垠的书籍海洋之中，并不存在一本通体完美的书（那种认定人间只需要留存一本《古兰经》或《圣经》，其他书籍都可应当烧毁的穆斯林或基督徒神圣主张，和我们所谈的阅读无关），每一本再好的书，都有它不成就、不成功的残缺部分，而且说起来吊诡的是，还非得有如此残缺的部分，才恰恰见证了这是一本够好的书。理由再简明不过了，正因为这个不成就的部分，我们阅读的人才看到、感知到一个够遥远也够分量的目标，如《堂·吉诃德》电影主题歌讲的，做不可能的梦，伸手向不可触及的星辰，在思维的纯粹路途上，取消了瞻望，丧失了勇气，我们所真正计较的东西还能剩多少呢？这至多只做到了不让人看到失败而已，当然绝不等于成功，事实上，它更快速地在远离成功。

也许，在书籍世界中，“成功”这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该说的是“进展”。

托尔斯泰《复活》一书的不成功，我个人以为，是属于第二种“为自己写下一个万难达成的目标”的可敬失败，他要为人找出灵魂的终极解答，为此，他甘心放开曾为他带来巨大声名的武器，包括他那个锐利到具“腐蚀性”的怀疑能力，这是他《战争与和平》书里已充分展现的骇人能力；包括巴赫金指出的，《复活》一书中，托尔斯泰的笔调转为简单、悲凉，如枝叶凋落的冬日街景，不复《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华丽、丰盈而且穿梭自如的小说巨匠技艺。总而言之，用以赛亚·伯林著名的譬喻来说，托尔斯泰甘愿放弃自己智机百出的狐狸本性和能力，去扮演一只万事万物归一的笨刺猬，并丢给小说书写一件能力极限之外的不可能任务。但《复活》可以不读吗？如果你要看一部伟大的小说，那《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不必怀疑的选择，但你如果想整体地理解托尔斯泰这个心灵、这个人最完整也最深奥之处，包括他的梦想、抉择、烦恼和生命变化，以及他一生最想做成的事，再没一部书会比《复活》告诉我们更多了。

至于海明威的《过河入林》失败得比较暧昧，我个人以为，这部小说掺杂了两种失败，包括当时全世界文学评论家打落水狗所指出的，这是这位诺贝尔奖大师的江郎才尽之作；但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看到的，这是一向书写目标简单，只以明亮文字、流畅节奏和生动短篇小说书写技艺取胜的海明威，在他创作的晚年退无可退的窘境和一次最困难、最沉重，也最英勇的背水一战。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甘犯文学史定论地慷慨指出，这部小说正是海明威最好的作品。

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过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那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对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我想，在满纸文字死伤狼藉的悲惨景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清楚看到，这里头洗去了那个浮夸、卖弄男性肌肉和沙文猪情谊、找寻战争却一弹未发永远只躲在安全距离之外、枪支只用来对付手无寸铁动物的浅薄海明威，他第一次诚实面对自己，面对他闪了一辈子不敢处理但终须面对的难题。一方面，他系在虚耗之后的衰竭时日才来打这最困难的仗，的确已经来不及了；但另一方面，这仍不失为一次深刻且美丽的失败，有海明威前所未见的深度、情感，以及，质地真实的痛苦和不了解。

也正是《过河入林》的如此失败，才带出了海明威一人独语的著名中篇《老人与海》。书中，这位昔日在加勒比海域无鱼不抓、心中总念念惦记着远远扬基棒球队和英雄狄马乔的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如今不运地整整八十四天时间捕不到任一条鱼，而他最终历经几天几夜艰辛搏斗逮住的一条十八尺长超级大马林鱼，却在返航途中被嗜血的鲨群掠食一空，只带回一架壮丽动人的大鱼骨头—海明威的象征一向浅白无隐，这大鱼骨架子就是《过河入林》，掠食的凶狠鲨鱼就是那些文学评论者，而温暖的古巴哈瓦那正是海明威最终二十年的寓居之地，最后，他开枪猎杀了最后一头残破的老狮子，那就是他自己。

一九五四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这位差不多已写不出东西的老作家，他无意也无力去瑞典领奖，他的得奖答词如同自省甚或忏悔：“写作，充其量，不过是孤单的人生……对真正的作家来说，每本书都应该是全新的开始，他再次尝试未可及的新东西。他应该总是尝试自己从来不曾或他人做过却失败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

专业者的阅读

因此，可以的话，我个人强烈建议阅读者能对同一书写者（当然是够好的书写者）进行完整无遗的整体阅读，因为文字的符号性缺憾、文字的隐喻本质，有太多东西无法直接说出来，无法不遗失地用文字全部呈现，无法原原本本放入一本书里，你需要更多线索才有机会捕捉，因此，你还得为这一个单点一个单点的书重新接上一道时间纵轴，好寻回思维曾绵密走过的路，你也得翻找书与书之间交织成的网络，这些存放于书本之外的东西才可能被掌握。也就是说，如果你习惯斤斤计较，这会是个更划算的阅读方式，你会发现你每多读他一本，它的进展不只是1+1的算术级数增长，也许讲呈几何级数暴增是太夸张了，但多数意想不到的红利却是真实可保证的。

是的，包括书写者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一样有你要的线索，搞不好还更多—这绝不是鼓舞人的善意谎言，这是真的。最好的那些书往往太接近完美了，浑圆，找不出接点的缝隙，如同一体成形，不存在时间的痕迹，而是自在的原有的像天地之初就造成好端端摆在那里。如同我们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样的书，即使你也在访谈文字中看到他本人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书写的速度极慢，慢到甚至一整天下来只写一句，他总是反复修改到近乎神经质，写个短篇长度的稿子就得用去五百张打字纸，但这两个“事实”你就是联不起来，这样流丽如亚马孙河奔流的小说若非一气呵成写完如何可能？相反地，一部不那么成功的作品，却四处留着缝隙、留着坑坑洞洞和斧凿痕迹，把书写者的烦恼和书写过程给暴露出来。我没记错的话，国内的小说名家张大春在他还用纸笔书写（如今他“进步”成电脑打字），并用修正液涂改时，曾有过一个神经质的职业性忧虑，那就是立可白修正液的化学成分抵抗时间的能力究竟如何？它会不会在油墨褪去、纸张腐朽之前就先剥落？果真如此，那手稿的存留就是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威胁了，届时，你不欲人知消灭掉的那些失败不愿见人的句子和想法，不就再次立可白落石出了吗？张大春书写的忧虑，老实说，正是负责处理手稿的老编辑行之久矣的不为人知窥秘乐趣。作为一个编辑如我，最趣味盎然的、觉得比一般读者多点特权的，就是可看到作家手稿上大笔划去的作废文句，哦，原来如此，原来他是这样想事情的、这样子选择的，原来这里也可以而且差一点就往另外那一头写去……

正是这样，失败之处、失败的作品通常会留下更多线索，尤其是珍贵而且不容轻易察见的思考过程和书写判断。我们也许可以说，看最好的书，是阅读者最美好的享受，然而，读一本没那么好的书，你的确会少点享受，甚至有咬到沙子的不舒服之感，却有机会换取思维的更丰富线索以为的补偿，这样的阅读，于是很适用于进阶的、野心勃勃有想事情习惯的阅读者。

从这里，我们便接上了我个人这几年来不无忧心成分的一个想法—我以为台湾应该到了大量阅读“二流好书”的时候了，因为只读最顶尖的寥寥好书，是标准的业余性阅读的象征，是幼年期阅读社会的象征；开始往更广大的下一层书籍去，才是专业性阅读的建构，个人的实践是如此，社会整体的实践亦复如此。

专业者和业余者有何不同？这个问题总马上让我想到教我围棋的先生讲给我听的一件事，那是日本女棋士小川诚子拿到女流名人时的一段访问。小川的丈夫是业余棋手，被问到他们夫妻对不对弈时，小川摇摇头说，专家棋士和业余棋士是不一样的，业余棋士下棋是乐趣，可以享受围棋的纯粹乐趣而下棋，专家棋士无法这样，专家棋士有时候是很苦的，你经常只觉得困惑，不懂这棋要怎么下，可是你还是非想下去、下下去不可。那专家棋士下棋难道就毫无乐趣可言吗？被问到这里，年轻的小川秀丽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委屈的神色，她想了想说，有乐趣，但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

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来小川所讲“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乐趣”的大约意思。专业，我个人不喜欢只把它看成某种大于人而且外于人的没情感庞大工业性体制（尽管它的外形一不小心就变成如此德性，比方说文学专业一落入到某些学院科系之中，其结果便往往是人人扮演小螺丝钉、小零件的工业性体制），我以为专业的核心在于问题，以及面对问题长期经验堆累和验证的有效思维方式。它源自于人对某个巨大、切身、普遍且无可遁逃大问题的专注追索，这类兹事体大到接近某种人类共同处境的大问题，人们很快发现，它不是孤立现象和个别性难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关注和集体意义的思维开展；人们也很快发现，它极可能大到不适宜作为“一个思考对象”意图一次就想完它，有必要笛卡尔式拆解开来大家分进合击；人们更很快发现，问题还会引发出问题，并随环境和时间流变，绝不是一代人所可能收拾干净，人必须保持耐心和谦逊，把自己置放到这个集体思维里头，弄清楚前人思维成果并在此一基础上持续前进。

也因此，专业者受着某种必要的规范，放弃某一部分的随心所欲，以换得思维的有效展开。专业性的阅读有不得不尔的强迫成分，只因为他所感知的问题，尽管有自身的独特焦点和着色，但仍包含在一个长时间建构起来的思维传统之中，这赋予了此一问题某种坚实性和严肃性，不能随个人乘兴而起兴尽而消。而专业性的阅读更有相当乏味的成分，只因为它要求思维者对此一思维传统有足够的理解，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这道长河之中的哪个位置，他人又在哪里，因而对它的基本假设、语言和方法及其历史沿革得多少有概念，这通常不会是怎么有趣的阅读部分；过去失败的实例及其内容也很重要，不管带给你的是启示（如某种具有潜力的失败）或教训（告诉你此路不通，避免再次支付惨痛的代价），这也通常是不好玩不好看的部分；而当下平行于你的其他思维者在想什么干什么也不好忽略，因为它们作为此一领域现象的构成成分，对你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包括迷思和病征，所以就连劣作都得咬牙不放过。

对于台湾地区这种抄捷径的后期追赶社会而言，我们常慨叹社会专业性不足，尤其在灾难暴烈袭来的困厄时日（如9·21大地震、“宪政”危机或SARS云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专业所以不足，绝不是顶尖的好书读得不够，不是新知的匮乏，事实上，台湾地区在追逐和全球尖端资讯的无时差同步化一事上，毋宁是最饥渴最急切到有病的状态，少有其他社会能比（比方说日本，对于欧美热门新书的翻译引进或好莱坞热片的进口上档，往往比台湾地区要慢上几星期）。我们的问题不在当下和未来这个方向，而是如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在一百八十度的另外一头，我们要做的是回头“补修学分”的工作，是把快速追赶时不得不遗漏的一个个知识缝隙给坚实地补满起来，把过往别人（还好是别人）惨烈的失败经验给捡拾起来并铭刻在心，这是今天台湾阅读该开始的硬功夫一面。正如一位了不起的职业（亦即专业）球赛巨星深刻告诉我们的：“职业球赛要处理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一名顶尖的篮球射手，每投两球就得失败一次；一名领百万年薪的打击好手，上场十次就得失败七次；一支伟大的冠军篮球队，一年少说也要输二十场球以上；而一支拿下总冠军的棒球队，更要输到六十场以上。因此，真正的职业球员不在于怎么享受成功，而在于如何和失败相处，并在失败时好好活下去。”

在欠缺着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此一前提之下，我们说过，人类的每一回成功其实只能是进展，因而不仅蕴藏了不安的、暂时性的成分，而且每一个问题的成功解答通常还是复数的，不止一个。你要在两种以上的成功中如何做出唯一的选择呢？是增税还是减税？是发展还是环保？是最大效益的成长还是社会正义的分配？是“内阁制”“总统制”，还是“双首长制”及其他？在如此关键抉择时刻，光秃秃如单子的末端成功“概念”很少有帮助，你得把它放回时间之流中，看它们如何被建构并发展成如今的模样，它们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假设，依赖什么样可替换不可替换的时空条件，有多少历史的不可逆转机运添入其中，曾在什么状况下崩解或被利用为恶云云，换句话说，你需要的不是再多知道它多成功多威风，反倒是要努力分离掉它的偶然性，真正去理解它的限制、弱点并计算其支付的代价，而这些，通常集中暴露在它失败的灰头土脸时刻。

海明威说，运气好的话，你会成功。这便有失败是遍在的、甚至是常态的意味，成功反倒像是很偶然才肯造访一次的奇迹；而本雅明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最成功的小说中，我们进入其内容所真正看到的，依然是“人的失败或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我们可不可以就大着胆子说，成功，常常带着较多奇迹似的，或至少说独特的、一时一地的成分，难以百分之百移植复制，反倒是失败较少是因为只是坏运气的成分，而是结构性地撞击到人性的痛处、暴露出人的基本限制和普遍困境，因此，现代小说要深向地挖掘人性，便只能往失败处去，那里才有超越历史机运和个别独特性的深奥共相。

我们来举一个较为台湾社会熟悉的实例，比方说美国基于总统制的今日民主成果，这个我们普遍信之不疑努力想模仿的东西，他们老牌的政论家李普塞特坦言那只能说上帝慈悲天佑美国，意思是你愈研究它愈看清它这真他妈的好险一定是一段无尽偶然到接近神迹的幸运历史过程。包括它有幸生成于一个只此一个而且只此一次的广阔富庶而且孤立两百年不受强敌干扰的好整以暇大陆，拥有着可消化大量多余人口、冲突以及种种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有的困境和过大野心梦想（人类社会最具爆炸能量之物）的无人大西部，更依赖一些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天真信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通过两百年时间无数次的“微调”而成，这里头包括了昔日清教徒的信仰及其道德行为规范，包括了人类遗留在理性主义时代种种危险“真理”的诚挚信心和坚毅实践，包括已永远过时不会再返回的假说和理论如天赋人权的概念云云。是这些和政治制度设计无关的历史偶然因素疏通了、抵御了复杂不安定的基本人性，一次一次拆除了理论上必然引爆的定时炸弹雷管（美国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的野蛮掠夺性资本主义肆虐下，都没能召唤起够分量的左翼力量），这显然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上帝的悲悯，或正经点说，历史的罕见宽容。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美式民主的制度性真相及其能耐，得把目光稍稍往下降一些，到南方拉丁美洲一次又一次悲惨的失败经验里去看，或跳到大西洋另一端的戴高乐法国，那才是美式民主失去了非制度性偶然保护，和普遍人性硬碰硬的真实结果。

今天，但凡够诚实的政治学者都会告诉你，美式民主的诸多制度设计不仅古老过时，而且有太多危险到几近无可避免之处，最暴烈的莫过于每四年就来一次、赢家全拿到其意接近革命的总统选举方式（理论上，一个新总统上任可以一年间更换并任命超过两万名以上官员，这样的总统当然值得动用一切手段争取，更值得暗杀），真正节制过大总统合法（请注意，是合法的）权力让他备而不用的，不是孟德斯鸠、洛克、杰斐逊、汉密尔顿谁谁猜想假设的制度性制衡，而是历史特殊条件（如曾经强大如独立加盟国、到今天仍有一定对抗力量的州权）、宪政惯例、长时间建构而成的人的深厚民主素养和种种成熟强大的社会力量（如遍在的独立传媒和中间团体）。

而最有趣而且设计上最没道理的，莫过于已成美式民主最大神迹的大法官制度。这个至高无上的司法力量，是古老真理时代的产物，穿越了时空运行于早已是相对、妥协、对人性虚无的政治权力场域之中，他们仍奉真理之名，超越了拥有一切资源和武力的行政力量，还超越了拥有一切民意的议会立法力量，意思是既超越了代议制的议会至上，还超越了绝对民权。而这么强大且终极性的权力，掌理者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之人呢？就只是九个“宛如壮丽民主神殿中九只安静小甲虫”的老头子，没有民意程序的加持，更没有相衬武力的保护，在寥寥有数的行政助理人员协助下，用思维和语言安安静静行使他们决定性的伟大职权。而且，这九个宪法之神还是终身制，总统提名，国会通过，一旦任命完成，只有死亡才能阻止他们。如此谁看都荒唐、极度不均衡的设计怎么可能不出事、不早早瓦解呢？怎么不会在施行过程中充斥着滥权、腐败、收买、威胁、贪渎、构陷、暗杀等可想而知的黑暗之事呢？是曾经有过，美国大法官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日声名狼藉，但他们奇迹式地撑了过来，在二十世纪绽放光芒，把一部两百年前写成的不合时宜老宪法，修补解释到今天仍堪用如新。

很多国家想学这个，但没有直接移植成功的例子，因为成功的奥秘不在千疮百孔的制度办法里，而在两百年的历史实践之中，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这使我想起那个有关温布尔登草地网球场的老故事。相传，美国人也想拥有号称“全世界最美丽一块草皮”那样地底下盘根不动、地面上青翠如茵的网球场，便去请教英国人要如何建造，英国佬耸耸肩，轻松地说：“简单啊，找块地，把草种上去，记得每天按时浇水，一百年后你们就有了。”

总要有人卡位抢篮板

这里，好消息是，阅读不是建网球场，它用不着傻傻地同样再花一百年时间；坏消息是，这原本耗时一百年的浇水照料寂寞又无趣工作，你可以加速，却不可能完全省略不重新走过一遍。

职业篮球场上，一直有所谓dirty works的说法，肮脏活儿，又称之为蓝领工作，指的是快意攻篮得分之外，那些镁光灯不屑一顾但总得有人去做的又费力又伤身又所得不高的寂寞工作，像在窄窄禁区内和对手最高最壮最凶悍那些人比肌肉比力气加卡位，或又跳高又扑地板地抢篮板这事。在阅读的场域里，也有这样隶属工人阶级的劳动部分，它晚一点出现，通常在阅读要升级跨入专业阶段才会困扰你，只是，和篮球场不一样的是，你无法仰赖分工要别人替你卡位抢篮板，你还是得自己来，也就是说，在专业阅读的球场上，你得又是得分的乔丹又是浑身刺青的篮板王丹尼斯·罗德曼，造反取经原一人。

是的，阅读前进到这阶段，一定会出现一道鸿沟，一处瓶颈，也一定有相当比例的阅读者在此止步。

家里有成长中小孩的人很容易有诸如此类的经验。在近年来台湾的父母争着当“孝子”、慷慨供应各类昂贵图书给自己小孩眼都不眨的情况下，通常会有几年光景，家里那个愈看愈像天使下凡的小子简直就是个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天才，会告诉你遥远亿万光年的星云名字并说出命名的时间，会用正式学名分辨各种大小恐龙还画出来给你看并注记栖息地点，会走在街上只一瞥就晓得那是哪种车哪个型号哪个年份，会像专业战争贩子般把每一国的顶尖战机、坦克、舰艇、枪炮如数家珍介绍予你云云，以至于你不免开始幸福得烦恼起来，这个小小年纪就懂这么多又对什么领域都有兴趣的天纵英明小鬼，究竟要如何最适地培养他，才对得起天地祖宗的福佑。

但这种天上人间的好日子总很快告一段落。一方面当然是摧残于现实天光里可怖的教改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说，生物学并不只是那些恐龙化石骨头或非洲草原上那几头被拍摄者取了名字的狮子猎豹，天文物理也不只是就那几颗巨大明亮的美丽恒星，人类古文明更不就是金字塔、木乃伊和地底下陵墓里埋着的黄金宝物而已，Discovery频道或《小牛顿》一类的杂志是美好的知识载体，每一门学问也都有它不费力气的好玩部分，但往下去，很快就会撞上森严、无趣又难懂的部分，长小翅膀的天使得穿起工作服流汗劳动了。

不想跨这道专业鸿沟，就个别阅读者而言，这当然无妨，可以只是个人的抉择，有人选择留在悠游自在的业余阅读世界之中，享受不为什么的纯粹阅读乐趣，那不仅是他的天赋权利，还令人艳羡。然而，就整个社会如台湾地区而言，如果社会集体始终停在业余阅读的快意中，看来看去就那几本书，这就开始让人担心了，雨天总会来的，无关乎运气好坏或历史宽不宽容我们，我们总不能每一大小灾难袭来，就定期扮演一个落汤鸡模样的狼狈社会。

阅读的总人口不算少，总得有一部分人愿意坚毅再走下去，帮大家卡位、抢篮板，拼一身汗水伤痕无怨无悔，这当然是比较辛苦比较寂寞的事，想着年轻女棋士小川诚子那样带一丝委屈又坚定的脸，对这样的人，我们较愿意先把感激之情放在这里，谢谢他们。

（本文选自唐诺《阅读的故事》一书，略有删节，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