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东方红董事长胡戈锋：2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卫星工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若馨深圳报道

深圳，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的创新之都，正以其独特的活力和力量，孕育着全球航天产业的新一轮变革。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深圳卫星领域的“元老级”企业——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方红”），与董事长胡戈锋就公司的发展、业务布局及行业展望作出了深入探讨。

回望过去，中国传统航天产业主要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地区。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推动下，深圳被选为航天产业的新布局点。时任集团领导班子看中了深圳的创新氛围、改革精神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认为这里将是推动航天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2008年，深圳东方红应运而生，并在此后迅速长大为商业卫星市场的佼佼者。

从2011年研制的首颗卫星顺利升空，到全球首颗脉冲星实验卫星、国内首个批量生产微小卫星星座、国内首颗极地探测遥感卫星等一系列里程碑式成果，深圳东方红不断书写着航天产业的新篇章。

不懂下游的中游运营商，不是好的上游制造商

在深圳东方红设立之初，其定位为专注于微小卫星的制造。按照此前业界的普遍定义，微小卫星为两三百公斤以下的卫星。然而发展到现在，深圳东方红的卫星业务早已超出了这个范畴。

胡戈锋表示，“我们将后续发展的产品属性定义为商业化卫星，重量将不再是最重要的界定方式。”据其介绍，目前深圳东方红的低成本技术可以支撑1000公里以下的低轨商业化业务卫星的长寿命服务和应用。

而在商业化卫星中，重量会根据应用需求、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进行调整。例如，深圳东方红为中国四维制造的0.25米超高分辨率商业卫星，重量已经超过500公斤；为中国移动制作的手机直连卫星的实际重量也超出了微小卫星的范畴。

据估算，深圳东方红生产的卫星大部分重量在1000公斤以下，相较于最初的微小卫星重量范畴增加了3至5倍左右，承重能力已有显著扩展。

除了卫星制造，深圳东方红还在产业链上的纵向及横向均有所发展。

由于早期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供货商，深圳东方红选择自主生产部分零部件。随着商业航天的兴起，公司开始牵引配套生态链走向成熟，并逐渐采用性价比更高的外部供应。深圳东方红的业务拓展也由上游逐渐向下游延伸。

目前，深圳东方红建立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商业化地面运管系统，仅用3人即可管理40余颗卫星。在数据销售及应用端，公司更是深入参与了下游玩家的商业模式。例如，以成本价为客户提供卫星，将利润点来源放在应用数据销售和服务。在这种将盈利与应用深度绑定的模式下，作为制造商的深圳东方红与运营商正共同推进卫星的产业化发展。

此外，深圳东方红正积极拓展遥感领域的增量市场。胡戈锋表示，“除了为政府提供大型服务如城市安全、气象预报等，我们也在探索与细分行业、To C市场的结合。”未来，深圳东方红计划组建小规模星座，通过提供持续数据更新和服务，不断进行市场培育，以在增量市场上取得突破。

马斯克并非“神话”，创新才是核心竞争力

在国际航天领域，马斯克与其Space X频频出现在热门话题之中。火星计划、“筷子夹火箭”等一系列事件，都让大众开始对于我国航天产业的未来发展产生好奇。

对此，胡戈锋认为，马斯克最大的得益在于抓住了商业航天的转变过程。“他在原先的举国体制中突然创造了商业模式，并从中挖掘出从传统模式向产业化发展的巨大商机和效能。所以我认为他并非一个神话，只是抓住了这个时段的机遇。就像2000年后的互联网公司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一样。”

他同时表示，后续国内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借鉴马斯克的模式。马斯克获得的来自商业投资的资金远比国家投入更多，商业资金的逐利性和自由度使得其发展效能更高、容错性更好。他强调，模式上的创新才是马斯克核心的创新力。

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国内如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大规模工业化批产等均稍显滞后。但胡戈锋认为，凭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众多的航天技术公司、大量的商业运载公司组成的航天生态，中国航天产业有望迅速赶上。

他表示，未来的航天产业需要更多地依靠产业化和耐心资本的支持，不断尝试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排除在某些单项技术或某些时点上，中国会出现更低成本的、更高效能的技术创新，从而反超Space X。

对于深圳而言，由于传统航天力量较少，或被视为缺少发展航天事业优势。而在胡戈锋看来，恰恰相反——“能够孵化出大疆、华为等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的深圳，其具备的创新活力才是真正的核心优势。”

意想不到的航天“供应商”

在早期自主生产部零件时，深圳东方红创新与产业化的思维就埋下了种子。

胡戈锋回忆道，“当时自主生产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供货商难找，还因为商业供货不符合性价比要求，因此被迫自主开发低成本的产品。”

而在此过程中，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供应商”出现在了列表中。

胡戈锋谈到，公司曾经自主制作过辅助太阳翼展开的铰链，其中，由于弹簧没有特殊要求，所以选择了直接通过淘宝购买，甚至许多电子类产品的元器件是直接在华强北进的货。淘宝、华强北批发市场中的产品，居然被直接使用到航天领域。这一做法对于传统航天而言，实在是“离经叛道”。

“在向体制内的原领导和专家汇报时，他们都感到惊奇，认为我们的尝试力度很大，但也有点质疑我们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胡戈锋笑道。

然而正是这样的大胆尝试，深圳东方红打破了传统“体制内”的局限，开始思考商业化、产业化的重要性。“供应链和应用端都是一个个的生态，不可能全部由自己包揽。如果一家独揽，那么很多供应产品就无法达到最优性价比，应用市场也会非常单一。”胡戈锋表示。

对于深圳东方红在卫星产业中的定位，他更愿意使用“牵引者”三个字。

在早期自主生产之后，深圳东方红通过放开供应链，牵引众多公司发展、竞争，从而促进技术发展和性价比提升。在应用端也是如此，胡戈锋直言：深圳东方红的介入就是为了推动应用的发酵，后期培育一个庞大的应用市场。

头雁领航之后，充分的市场竞争才是卫星产业的发展之道。

2年，世界的“卫星工厂”将会崛起

此外，如果对标Space X的星链，国内目前的卫星制造成本较高。这是由于Space X的规模性发射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据统计，目前其发射总数已达7213颗，平均每次发射36颗。

但胡戈锋满怀信心地断言，中国的卫星产业也即将迎来规模性的爆发。以中国“世界工厂”的能力，一旦开始批量生产，制造卫星会像制造汽车和家电产品一样物美价廉，甚至达到全球最高水平。

那么，距离这场中国卫星产业的盛大绽放还有多久？

胡戈锋伸出两根手指，明确地回答道：两年。

他预测，在未来一年到两年之间，会有小批量的示范性小产线先行布局；两年之后，随着规模化星座的起步，“世界工厂”将发挥其优势，大规模复制生产线。

从目前国内的分布来看，卫星部组件的供应链仍集中在传统航天密集地区，如北京、上海、西安、长沙等。胡戈锋表示，随着产业化的成熟，物美价廉的配套体系会向人才、基础设施等支撑更强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转移。因此，深圳东方红也计划于两年内，牵引完成在此区域的产业生态布局。

他表示，深圳所具备的工业化生产技术能力几乎已完全覆盖卫星产品的生产需求，包括部组件以及整星。“虽然我们有一些特殊要求，但通过一些适应性修改，民用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

因此，深圳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的强大生产线及供应链完全可以顺滑嫁接到卫星工业化生产上，并不存在极高的技术研发壁垒。他透露，近期深圳东方红在宝安区政府的牵引下，准备与相关厂家进行技术对接。若后续进展顺利，深圳在整个配套链里面的市场份额会急剧增加。

“随着产量和制造能力的提升，中国的卫星供应链会是全球最具性价比的。我非常坚信这一点。”胡戈锋强调，“更大胆地畅想，不排除马斯克最后还是到我们这里来采购部组件，甚至整星集成，就像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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