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峦之外：对话《徒手攀岩》中国摄影师
巨大的喀斯特山体耸立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被雨水侵蚀后,石灰岩组成的岩体可如刀片般锋利。在距地面近百米处,一名攀岩者的身躯正以近乎倒挂的姿势伏于岩体之上,在风与水凿出的深刻裂痕间移动着。而距他约三十米开外,一名摄影师正吊在一根从岩顶垂下的绳子上,悬在半空中屏息拍摄。这是2016年6月发生在贵州省格凸河景区中的一幕。地面上,中国户外摄影师王振正抬头仰望着山体上的攀登者和摄影师。20个月后,正是这山上的两个“小黑点”——美国攀岩运动员亚历克斯·霍诺尔德和华裔户外摄影师金国威,带着他们的纪录片作品《徒手攀岩》(英文名Free Solo),捧起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奖杯。
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如今已风靡全球的影片还曾在中国境内拍摄。遗憾的是,相关镜头并没有出现在最终的正片中。影片中国部分的制片人和航拍师王振解释:“这段情节接不上影片主线,并且岩壁上树木有点多,视觉上达不到想象的效果。”
即便如此,这段攀爬也足够令普通人心惊肉跳。航拍镜头中,霍诺尔德赤裸上身,不携带任何能将自己固定在岩体上的栓塞、绳索等器械,唯一傍身的攀岩用具是一袋镁粉。半小时,他在没有同伴保护的情况下徒手攀爬180米,从格凸河上一座拱形的山洞内攀至岩体顶端,线路难度在优胜美地难度系统中属5.10b。
只需一瞥,就会明白为什么影片中说,仅有百分之一的攀岩者会尝试“Free Solo”,即徒手攀岩或无保护攀岩。霍诺尔德的搭档曾在有保护绳的情况下从自然岩壁上瞬间脱落。如果这种情况在霍诺尔德的攀登生涯中只出现哪怕一次,那么,等待他的便只有深渊。
“这项运动没有备份方案,只能成功。”王振说。
王振是国内为数不多拍摄过无保护攀岩的人。19年前,他自己第一次尝试这种攀岩方式时,便从20米高的岩体上摔下,腿骨粉碎性骨折。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攀登高度达到四五米,王振的腿就会无法控制地发抖。
“非常小众,甚至大环境对它是抵制的。”谈起国内无保护攀岩的发展时,王振说,“国内攀岩人口基数不大,这种攀登方式又很危险,一些人认为这是在博眼球,给攀岩群体做坏的榜样”。
但在霍诺尔德的自传《孤身绝壁》中,无保护攀岩却被称作“最纯粹的一种攀岩形式”。
“无保护独攀大岩壁最主要的就是做准备。”霍诺尔德在自传中写道,正式攀登前,他会使用绳索等保护设备反复练习选定的路线,熟悉每一个手点、落脚点,直至能在脑中熟记所有动作的顺序。而在真正攀登前一天,他会坐在自己的房车里什么都不做,只是思考、预演,甚至“预设了整个过程中的焦虑感”。最终的攀登更像是一场排练过后的盛大独角戏。
“他们在完成路线后都会获得极大的身心愉悦。”王振说,这种攀登方式近乎原始,因此也要求攀登者具有高度的情绪、身体控制能力——你不可能保证全程都有高强度的体能输出,所以要保持适当的节奏；你不可能屏蔽恐惧,所以要处理恐惧。
“我百分之一百地确定,我不会脱落……在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平和与宁静。”霍诺尔德曾这样描述攀登时的感受。
不过,摄影师金国威或许要承担更多压力。王振说,无保护攀登的摄影师通常与攀登者关系都很亲近,“所以会掺杂感情因素在里面”。
在贵州,霍诺尔德需要先在岩壁上固定好绳子,摄影师再顺这根绳子爬上去,吊在半空中拍摄。这只是摄制团队众多极限拍摄方式的一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影响霍诺尔德的专注状态。
王振在2015年之后便很少再拍摄无保护攀登了。一些曾一起“命悬一线”过的朋友们现在成了岩馆教练,或者通过参加攀岩比赛挣奖金谋生。而在国外,也有将无保护攀登标准化、竞技化的尝试,一些比赛会在抱石岩壁下设置游泳池或保护垫,模拟无保护攀登环境的同时也保障选手安全。
但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围绕这项运动高危性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敢于赤手空拳独自走上岩壁的,始终只有那几个孤独的身影。
现在,一座小金人奖杯将这个群体推到了大众面前。
“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并不是在炫耀。”王振说,全球的户外纪录片已经过了单纯追求视觉刺激的阶段,“曾经恨不得捕捉一个攀登动作要架四五个机位,去渲染那种危险,但《徒手攀岩》这次很克制”。
相似的拍摄思路在国内也已出现。以珠穆朗玛峰登山向导为主角的纪录片《天梯》,便将人类学视角引入体育题材的纪录片,探讨登山运动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关系。
王振说,户外运动越走向大众,这种趋势会越明显。运动之外,人们想看人的故事。
在自传里,霍诺尔德是个羞涩的孩子。从名校退学,经历父母离异和父亲去世,“焦虑”“愤怒”的少年于是走向山野,从此脚下有了千峰排戟,有了万仞开屏。
而在《徒手攀岩》中,少年长大、成名、恋爱、烦恼,继续攀登不止,也开始试着去平衡自己的世界与恋人给予的“羁绊”……
万千山峦外,或许还有等待他的怀抱与门。(记者 王沁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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