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故事 | 老人与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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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89岁的画家王庆明老师因为疫情的缘故，无法参加单眉月老师的画展。1955年她们开始在美院读书，两个人是国画系的同学。一位策展的老师感叹：我老了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为技术所囿而失去自由？
我当时想起一个老人的故事，是在读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时，神交到的一位浙江老乡。
老先生叫吴大昌，是北京理工大学的退休教授，1918年出生，富阳新登人。1937年抗战前，青年吴大昌正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念二年级；1939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迁移至昆明西南联大，在战争中完成了学业。
这本书里，“吴大昌视角”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书以外，作者杨潇和吴大昌先生的交流很多，他先后三次去吴先生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家拜访先生。
杨潇说吴先生一直和小重孙在一张床上睡觉。这个小孩子现在也不是很小了，今年14岁。
吴老说，重孙上初中之后，睡觉的时间直线下滑，上床时间越来越晚，起床时间越来越早。老先生挺忧虑的，觉得这样不可持久。
杨潇问他：“您是学理工科的，数学肯定很好，又在美国留过学，您在英文和数学上应该能给他挺多指导的吧？”
结果吴大昌说：“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和老人多说话。”
我感到怅然。现在是一个所谓的“后喻年代”，因为科技和商业的发展，年轻人知道的比老人知道的事情要多多了。人们不再像“前喻年代”那样要向老人学习经验；反过来，现在好像应该是老人向年轻人学习。
是这样的吗？
因为职业原因，我经常有机会接触老人和他们的后人。当了解了这些老科学家、老艺术家的人生故事，我发现最终我要处理的稿件是一个时间的故事：我们太年轻了，以至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过的是什么。
杨潇第一次去采访吴大昌老先生，是在2018年5月下旬，当时吴老已经超过了100岁。
朋友就提醒杨潇“悠着点，别把老人累着了。”
结果杨潇去了吴大昌先生家里，第一次老先生就聊了四个半小时——把年轻人聊垮了。那天杨潇主动要求结束采访。
吴大昌先生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他一百多岁了，每天读书看报，自己到楼下遛弯。
老先生还有逛书店的习惯。大概是2012年左右，他在书店看到一本冯友兰先生的书，叫《冯友兰论人生》，他翻开目录发现里面有一篇文章《论悲观》，这个标题突然让他想起一段往事——
大概是1939年，那时候吴大昌是在大三、大四的阶段，他突然陷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困惑，觉得活着没意思。
那个时候，联大工学院后面有个无线电电塔。吴大昌并不是一个冒险的人，可是他“老是忍不住往电塔上爬，虽然爬上去也未必想要往下跳。”
于是他给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写了封信。当年战争刚起，吴大昌在等待清华开学的时间里，他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很喜欢这本书。
冯友兰给吴大昌回了信说“你到我家来聊一聊。”吴大昌就去了，他说那一次对话冯友兰没怎么说话，就他一直在说。
吴大昌回去没几天，冯友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看一下今天的云南日报，有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是《论悲观》，它是这么开头的：
有位青年说，人落入悲观中以后似乎不能再从中跳出来，他几次想努力用功振作上进，但是他又几次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读书也没有意思，结果他懊悔不该思索人生的意义问题，他反复去羡慕那些多动少思的同学。
吴大昌就是这个青年。他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应该就是得了抑郁症，“但是怎么得的不知道，怎么好的也不知道。”他也不觉得和冯友兰先生的那次聊天，以及先生这篇文章有什么醍醐灌顶的作用，但是好像他有这么个机会“乱说一气”，心就没有那么陷在一种情境里面了。
2019年，吴大昌先生101岁。年轻人问他：“在这个年纪您怎么看人生的意义？”
老先生的回答是：“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前文讲的单眉月老师，是我最近的写作对象。这场展览，是这位浙派宿墨花鸟画代表人物的首次个展。单老师已经于2017年去世，我对她的叙述全部来自外围的采访，就只这样，一个月里陆续进行的采访也压垮了我。老人家的丰富，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
采访过程中有一个故事，可能用不到稿件里，但是我很想分享给大家听：
1970年代，浙大求是村，小朋友都没有学上了。在浙大建筑系工作的单眉月老师就在小区里开了班，教小孩子画画。
这个故事是单老师的学生张可可讲给我听的，可可当年十来岁。
院子里有一个男孩子，是求是村出名的调皮大王，无法无天，到处打架，大家都怕他。
有一天，小男孩把别人家的玻璃打碎了，要赔人家1毛2分钱，小孩子们只能凑到9分钱。结果男孩子只好回家去，被妈妈暴打一顿。“小男孩的爸爸在他很小时候就去世了，他妈妈很不容易，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他是家里的老二。”
可可后来就问男孩子：“你为什么不去跟单老师学画画？”
“她不要我的。”外强中干的自尊小男孩，很容易摆烂。
后来单老师主动找到这个男孩子，跟他说：“你从今以后不打架，我就收你。”她给了小孩四支中华铅笔，六颗大白兔奶糖。
当年学画画的孩子，单老师送他们每人两支2B中华铅笔，一支笔，当时可以买一个肉包子。六颗奶糖，那个年代不敢想象的物资，只有这个小孩有。
这个小硬汉后来告诉过可可，那天晚上他躲在被窝里哭。
长大以后他也很有出息，从来没有忘记过单老师跟他讲的话，“我把单老师当妈妈。”
我读过一个小说，也讲一个小孩子童年最依赖的人，一个老人。
杜鲁门·卡波蒂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里，写七岁的小男孩巴迪和他的朋友共度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他的朋友苏柯小姐，是一位从未出嫁过的老妇人。巴迪小时候被寄养在娘家的这户亲戚家，苏柯小姐是家里最弱势的一员。
每到十一月，他们就会唤醒自己，因为“做水果蛋糕的时间到了！”
他们会用卖蛋糕挣来的钱，给彼此买一件圣诞礼物。
但是这一年，他们依然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老妇人告诉小男孩：“我想给你买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可我没钱，我给你糊了一个风筝。”
小男孩可高兴了：“我也给你做了一个风筝。”
圣诞节，他们就一起去放风筝。
后来，生活分开了他们。小男孩巴迪有了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里。”
但是他的朋友却一直在那里，在厨房里转悠。一个人和他们的小狗奎妮。后来又成了单单一个人。
再后来，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唤醒自己开心地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这事发生时，我是知道的。一条简单的口信证实了体内某根隐秘的血管已经接收到的讯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别的十二月的早晨，走过一个学校校园时，我不停地在天空搜寻。就好像我希望看见，如相偎之心，一堆迷失的风筝正一路赶去天堂。”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如何被老人的故事“照亮”。
吴大昌说，他的人生是五年五年过的。1959年，吴大昌41岁，有一次发现自己尿血，去检查发现得了膀胱癌。
术后五年生还率是20%~25%。当时他最小的孩子4岁，最大的也才10岁。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去病房看他，旁边的病友都叹口气：“孩子还那么小。”
41岁得癌的吴大昌，当年的梦想是活到60岁，这样他的孩子就都成年了，他可以放心走了。没想到1978年，他60岁，发现自己身体还挺好，他就想也许可以再活五年。结果到了1983年，他太太去世了，他的身体还是很好，他想也许我可以再活五年，就活到了1988年。
1988年，西南联大成立50周年，北京校友会包了两节绿皮火车去昆明。吴大昌从北理工的家里，提了两个大包，坐公交车去北京站；结果在路上堵车了，等赶到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停止检票了。
他冲到检票口，检票员跟他说“您赶紧跑，看还能不能赶上。”一个70岁的老人，还得过癌，就背着两大包一路狂跑。
还真赶上了。他走到自己座位的时候，火车刚好开动。旁边那些联大的校友调侃他说：“您掐时间掐得真准。”
后来，吴大昌也是五年五年地活，活到了80岁、90岁、100岁。今年先生已经104岁了。
2019年时，杨潇和吴先生一家人在北理工的餐厅吃饭，过来了一个他儿子的朋友，问老先生：“您老多大了？”吴大昌说：“101岁。”
这个哥们带着京腔：“那不够呀，得奔着120，然后150。”
吴大昌摆摆手跟他说：“你不要给我加任务，我整天担心完不成任务，就睡不好觉了，这样对我很不利。”
我最近还听说了一位90岁老艺术家的传奇故事。
我这几年在公开场合见到老先生几回，听他的朋友讲过，“老人确实比以前更‘熟了’（杭州话表达“老”）。”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对外的状态，有可能是他设置的“接待模式”——不得不出席的场合，他收着元气。当他在自己的画室小天地里，完全是一派生龙活虎：打乒乓、唱歌，不亦乐乎。
我觉得这种闪闪发光的人生智慧实在太好玩，也为老先生身体健康感到非常开心。
写稿的时候，我在听纳·京·科尔（Nat King Cole）的《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直译“当我老得不能做梦了”），网上对歌名有种翻译讲“任凭岁月催人老”。
我想说：我们老了，依然可以做梦。
老人的故事，才真的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一张弗洛伊德的沙发。
播客主理人
陈宇浩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同时也是独立唱作人、词曲作者、不算太老男人乐队成员，代表作有《在高架上跳伞》《不息》等。
合作艺术家
单昊 宁波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单号艺术笔记主理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代表作有《向上生长》系列，《纸片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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