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177名师生联名求情：“复旦学霸毒杀室友”细节曝光，
在林森浩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面，始终没有停止对苦闷、自责、充满挫败感的另一面“发动战争”。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与外界沟通，却始终难觅出口。
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以毁灭的方式惨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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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毒，61735试剂
2013年3月31日中午，林森浩决定下毒。
目标是他的室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
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从2011年8月初搬进寝室，截至3月31日，林森浩与黄洋、葛俊琦在这一同生活了一年又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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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林森浩应约赴中山医院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志愿者，从实验室带出剧毒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61735试剂。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实验室，没有人比林默更熟练地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这是他的专属试剂，这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上编号为61735的试剂，性质为剧毒。
当晚6点左右，林森浩在寝室饮水机内投放约25毫升二甲基亚硝胺试剂。
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黄色油状的液体，刺鼻，气味类似氨气。
嫌味道太刺鼻，林森浩盛出了些，还用刷牙杯到盥洗室接了满满一杯水来稀释。
3月31日21点40分左右，黄洋回到了寝室，两人没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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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葛俊琦都有早上起来喝水的习惯。
第二天愚人节，早上8点多，黄洋拿着马克杯接了水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吐了大半。
随后，黄洋把水桶拿到盥洗室清洗。
很快，黄洋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呕吐、发烧。
扛了一天，实在难受。
4月2日，黄洋到中山医院挂了急诊。
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
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
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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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左右，黄洋开始鼻腔出血，意识模糊，大吼大叫。
医护人员用束缚带把他的四肢固定在床上。此时他的血小板降到极低，有生命危险。
此后几天，黄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全身插了导管，气管插管、导尿管等。
截止到4月16日，黄洋已全身浮肿，有大片皮下出血瘀斑，很难认出他原本模样。
2013年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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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短信
“没有这个短信，可能很难破案。”
在林森浩的投毒经过形成证据链后，警方对葛俊琦说了这样一句。
4月6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次日陷入昏迷。医院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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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操场围栏上，悬挂着上千只千纸鹤
由于病情恶化极快，这引起了黄洋师兄孙希才与主治医生的怀疑。
4月8日晚，黄洋的师兄收到葛俊琦发来的短信，提醒他注意一种药物。
其实早在前几天，黄洋的师兄弟们就一直在寻找病因。
4月4日，他们把黄洋寝室水样及黄洋的血样、尿样等物品送到检测机构检验。
4月7日，他们又将黄洋近几天的部分生活用品送检。
这两次，均未发现异常。
但寻找病因的想法，一直在室友葛俊琦脑海中萦绕。
周一，葛俊琦忽然想起林森浩曾说过，他使用过一种会导致生物体肝损伤的试剂。
“我就想到这种药物，会不会被黄洋沾染到了，至于什么原因沾染，我也没想那么细致。有这个念头时，没有考虑会不会是投毒、凶手这些事情。”
葛俊琦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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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8日晚上，葛俊琦用笔记本电脑在万方数据库中查到，林森浩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对白鼠肝脏进行肝纤维化的造模。
这时已是夜里22点多，葛俊琦立即给孙希才打了电话，告诉他，有一个N-二甲基亚硝胺的线索。
两人通话时，林森浩正好回寝室，葛俊琦不方便再讲下去。
挂了电话，葛立即给孙发了一条短信。
因为自己的诺基亚手机用了2、3年，输入法不支持英文大写，他还记得把“N-二甲基亚硝胺”写成了“n-二甲基亚硝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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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林森浩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
4月19日，警方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森浩，并首次披露案情。
动机被归纳为“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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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因家境不佳而要强，极其敏感，不容奚落。”
葛俊琦在接受《三联周刊》采访时说：
“林森浩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很朴素，人不错。
每年都想办法攒出一部分钱，补贴给弟弟妹妹上学用。”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很普通一粤东小镇。
1986年，林森浩出生在这里，家里排行老二。
林森浩父亲是农民，后来卖了田地，在一家服装厂打工。
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为生。
林森浩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则让其安心读书，默默扛起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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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林森浩
跟很多小镇青年一样，他的“求学之路”满是艰辛。
从家乡小镇到上海求学，林森浩需要先坐40多分钟的汽车到汕头，然后4个小时路程到厦门，最后买一张8小时的火车站票。
不少学生在上了大学后像脱缰的野马，尽情放松享受。但林森浩不一样，他必须更刻苦学习，剩余时间还要连轴转做兼职。
为减轻家里负担，林森浩几年前就没再要过家里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等兼职养活自己。
如果没有2013年那个愚人节的“一念之差”，林森浩或许已在广州的一所三甲医院超声波科担任医生，救死扶伤。
那一年3月，他已完成了毕业论文，很快就要南下就业。
一念成魔。
林森浩在一条“恶作剧”的路上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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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林森浩
3月30日晚，黄洋大大咧咧走进来，说愚人节快到了，想整一下人。
“据说晚上熟睡时把脚泡进热水就会撒尿”，说到得意处，黄洋猛拍边上同学付令元的后背。
黄洋一些自以为是的行为让林森浩很看不惯，他脑中幽灵般闪过一个念头：
好吧，那就让我先整理一下吧。
虽然在同一寝室，但林森浩和黄洋关系并不好。
多位同学表示，黄洋平时有些“强势”，喜欢炫耀自己的办事能力，说话不太注意别人感受，有时会伤人而不自知。
他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调侃林森浩，比如打招呼不叫他名字，习惯拍他的肩膀或屁股，喊他‘屌丝’。
也许在黄洋心里，这仅仅是男生之间的招呼方式而已。
黄洋还曾问过林森浩，是否想去东南亚旅游。
同学盛磊觉察出，黄洋的话语中明显有嫌弃林森浩平时抠门、不注重生活品质的意思。
“林森浩有时候不搭理他，不知道是不是不爽的表现。”葛俊琦这样说。
“人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他在没有投毒之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唐志坚，林森浩二审代理律师。
他始终坚持并相信，林森浩没有主观恶意基础，更多是因为低情商，最终没有预判到行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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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近乎完美。”
一位和林森浩相熟8年的同学说：
“他的成绩在医学生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达到，他对科研的痴迷超过身边所有人。”
他曾获得复旦大学“第一三共制药奖学金”，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整个复旦大学数万名学生中仅有265名硕士研究生获得此项奖学金。
在复旦大学读研期间，林森浩先后发表了8篇核心医学研究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的论文高达5篇。
要知道，这种级别学术论文一篇就足够毕业。
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林森浩的科研能力卓越；同时出了名的热心肠，关心师弟师妹、对病人尽职守责。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省出的钱中捐出800元（他每月生活费仅200多），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
2014年2月18日，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月19日，唐志坚带着一份判决书，见到宣判后第一天的林森浩，跟他把判决书上的内容逐字逐句分析一遍。
当时， 只见他戴着镣铐的手在猛烈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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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自尊心”
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说服了许多将信将疑的人，但林森浩的母亲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2013年4月，半个多月来，只要人们经过林森浩老家，总能看见这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呆坐在一楼杂货铺，头发花白、凌乱，整日以泪洗面。
在潮汕，崇拜三教神祇是沿袭已久的传统，林母也不例外。
每逢初一、十五，乡邻都会见到这个提着香烛冥纸的妇女，前往庙宇虔诚膜拜。祈祷，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除了烧香拜佛，我还能做什么？”她哭着问来访的记者。
一旁，沮丧的村民们和整座村庄一样沉默。
沿街数十户人家都姓林，人们对投毒二字讳莫如深、都用朴实的语言表达：
“林仔那么乖，他怎么会下毒？是不是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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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森浩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
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森浩当年高分考进中山大学及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20多年最闪亮的荣耀。
林森浩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
一高中男同学对媒体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他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甚至敏感。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
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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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同学李小寒回忆，她多次向成绩优秀的林森浩请教课业难题。
“他从不拒绝帮忙，但如果多问两句，他就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
后来的日志里，林森浩这样总结自己的心理：
“我的潜意识中确实有着一种想借助裙带关系往上走的想法，可是我的自尊心又时不时把我给拉回来继续奋斗，形成了我矛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智商极高，但情商侏儒”，这是唐志坚与林森浩多次接触后，对他的评价。
常人难以相信，一个有着医学常识的正常成人在投毒时会没有想到过生命这条底线，而这正构成了此案是否是主观恶意杀人的关键。
2015年3月，唐志坚登上央视的“心理访谈”节目，与首都医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杨凤池做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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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图为林森浩的父亲（中）难过不语
在看了庭审记录及与唐志坚深聊后，杨教授倾向于认为是林森浩的性格缺失导致的失误：
心智发育低水平、有叙情障碍、言语使用能力极低，没法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述到位。
说话“硬邦邦”的，很难沟通。这是唐志坚与林森浩第一次会见的最深感触。
随着了解加深，发现这位当事人有不少行为很难理解。
比如，林森浩曾经花1000块买了50条一模一样的围巾在学校门口摆摊，结果一条都没卖出去。
好几次，林森浩不无悔意地向他反思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剖析“自己在做人上有问题”。
他提到，有天在大学图书馆时，外面大雨倾盆，一位女同学对自己颇有好感，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带伞。
这位女生在知道他没伞的情况下带着伞去图书馆接他，他拿下伞后竟然说了句：“你先走吧。”
这句自己也分不清是懵懂还是故意的刻薄话，在看守所里回忆时，才觉得是伤害了那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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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
同为林森浩二审律师的“知名大状”斯伟江认为，林森浩的症结在于缺乏人文滋养。
看守所里的每一天，他如饥似渴、像海绵一样地读着一些儒家经典。
而在进看守所之前，据林森浩说，他只读过3本小说：《围城》、《活着》、《红楼梦》。
“生命有了厚度”，这是斯伟江2015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林森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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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家庭的悲剧，
人性的悲剧”
2014年2月18日，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林森浩被判处死刑。
2014年5月，复旦大学177名师生发布《关于不要判林森浩“死刑”请求信》联名信，请求上海高院在国家当前少用死刑的背景下，给予林森浩一个赎罪机会，慎杀、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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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期间，林森浩曾手写一封道歉信给黄洋的父母。他在信中写道：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那时黄洋跟我都信心满满，在各自的梦想道路上拼搏着……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很苍白地说，对不起，叔叔阿姨！给你们跪下谢罪！希望你们平安，希望你们保重身体，也希望你们能谅解我的灵魂！”
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复核死刑判决。
林森浩表示，如果判决最终核准，希望捐献遗体。对于为自己奔波两年的父母，林森浩说：
“我希望我父母能积极地活下去，在我离开之后，不要再在这个案件上面纠结了。做的事情要负责任，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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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自“复旦投毒案”发生以来，其激起的舆论涟漪从未平复。
社会的关注度随着案件的进展不断起伏，一再引起热议。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每当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案件发生时，势必会引起网民的追逐与狂欢。
这在“复旦投毒案”“李天一案”等案件中体现尤其明显。
如“复旦投毒案”等系列校园投毒案最终都演变为“感谢室友不杀之恩” 之类的娱乐调侃和戏谑。
但真正要引起全社会反省、讨论的，更多应该是剖析人性，反思当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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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新华视点所说：
“专业知识丰富的名校生守不住基本的道德和人性底线，让人警醒；
过于功利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忽视最基本健康人格的培养。”
先成人后成才，做人是成才的前提。
从亲密室友到下毒伤人，该反思的不仅是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在于育人，而育人又以德育为核心。
分数不是教育的目的，现代社会“唯分数论”的观念确实该改一改了。
而对于全社会来讲，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如果要审视人性，我们必须先审视自己。
作为旁观者，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穷究故事细节，去窥视林森浩的隐私。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停下来，问问自己：
如果我是他，我会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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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森浩生命倒数第五天，对于死刑，他已能坦然看待：
“（死刑）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偿债。我希望黄洋父母明天就能够放下怨恨，健康、积极地活下去。”
2015年，林森浩曾给代理律师斯伟江写过一封信。信件最后，林森浩写道：
“三十而立，假若我能活到30岁，我已经能‘立’了，事实上，我觉得此刻的我已经‘立’了！”
那一年10月，林森浩满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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